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力陈“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科学与人生观》，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P35)。该演讲词初刊于《清华周刊》第272期。身为地质学家的丁文江阅后，质问“诚如君言，科学而不能支配人生，则科学复有何用”？于是撰写《玄学与科学》(完稿于1923年4月12日)一文，刊载于《努力周报》第48、49期，痛责自己的挚友张君劢被“玄学鬼”附了中国现代思想史身上。那场著名的“科玄论战”，由此爆发。
玄学与科学，本来各有各的职份。从学理上看，二者并不是冤家对头，玄学家与科学家也未必非要闹得以口诛笔伐相见不可。而问题在于，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旦奉“科学万能”为良药，那日益寡头化的科学主义便会侵入本由玄学所管辖的“人生观”领域，给一个时代带来实用主义、物质主义、怀疑主义的精神氛围，人生的意义由此失去了归着，民族的生命也由此不能得以安顿。张君劢之所以要厘定科学的界限，其隐衷便在于此。关于这一点，他在《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一文中说得很清楚。他这样写道:
近三百年之欧洲，以信理智信物质之过度，极于欧战，乃成今日之大反动。吾国自海通以来，物质上以炮利船坚为政策，精神上以科学万能为信仰，以时考之，亦可谓物极将返矣。(《科学与人生观》，P93)
张君劢是带着一种沉重的现实之感说出这番话的。1918年12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张君劢与丁文江等人随梁启超出游欧洲，目的之一便是看看这场空前绝后的历史悲剧怎样收场。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专辟“科学万能之梦”一节，述说了与张君劢同样的心境:
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P2972-2974)
在“科玄论战”中，张君劢是势单力孤的。不过，他的身后有一位被其誉为“第一个宣称应以良心为最后准则的中国人”的梁启超(《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张君劢卷》，P574)，这就足够了(实际上，正处于开创期的当代新儒学思潮，也是一支潜在地支持张君劢的力量)。当然，丁文江身后的科学派，在当时力量更为强大，其坚实的后盾当属胡适。
关于这一点，张君劢在《新儒家思想史》中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他说:“着重于道德价值和自由意志的人生观论战，是胡适、丁文江和我本人参加的。当我在清华大学的《人生观》讲辞发表时，我坚决维护哲学和形上学。胡适认为我的主张对科学是一种威胁，于是开始了争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张君劢卷》，P579)胡适在其生前未曾公开发表的一篇残稿中写道:
今日的最大病根在于一点，就是哲学赶不上科学的进步。科学家在二百年中，已把许多关于世界万物和人类的问题逐渐解答了。但一班哲学家还在那里谈玄说妙，寻他们所谓“最后之因”，寻他们所谓“绝对的”，寻他们所谓“命根”。
这个现象，在西洋固然不免，在中国尤其显著。张君劢先生说“国人迷信科学”，其实我们的国人只有迷信，那有科学？……时髦的学者，或者摭拾佛家唯识一派的心理学，认为天地间希有的宝贝，也不睁眼看看现代心理学进步到什么地位了；或者摭拾西洋几个反科学的玄学家的余论，以为人生是超科学的而智慧是不能了解人生真义的，也就认为“天经地义”了。(《胡适全集》第7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P483-484)
胡适这篇残稿题为《科学的人生观》，写于1923年8月22日，当时“科玄论战”尚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该文把矛头直指张君劢，并且不点名地批评了梁启超，还有开当代新儒学思潮之先河的梁漱溟(这其中大概也包括当代新儒学真正开山者熊十力)。胡适与梁漱溟的思想交锋，肇端于胡适对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批评。
他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中质问道:“孔墨先后并起，而梁先生忍心害理的说‘孔子代表中国，而墨子则西洋适例！’(页一七四)故近世八百年的学术史上，他只认‘晚明泰州王氏父子心斋先生、东崖先生为最合我意’，而那影响近代思想最大最深的朱熹竟一字不提！他对于朱学与清朝考据学，完全闭目不见，所以他能说:‘科学方法在中国简直没有。’(页八六)究竟是真没有呢？还是被梁先生驱为‘化外’了呢？”(《胡适全集》第2卷，P253)人文学术史上，学人们品题历史人物，总有学缘检择与认取的不同；而学缘检择与认取的不同，透示的则是学人们致思重心的不同。对胡适与梁漱溟来说，其品题历史人物的分歧点，便纽结于对所谓“科学方法”的不同态度。我们注意到，胡适这篇文字写于1923年3月28日，这个日子正是被胡适称为“中国和西方文化接触以后三十年中的第一场大战”(《胡适全集》第2卷，P509)的“科玄论战”即将爆发的前夕。“科玄论战”高潮过后，胡适于1923年10月15日撰写了《一年半的回顾》一文，正式把梁漱溟与张君劢拴在一起，将他们视为阻碍思想革新的力量。胡适称，自他的“好人政府”主张破产后，“《努力》的同人渐渐地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努力。
那个新的方向便是思想的革新。……其实我们的《努力》里最有价值的文章恐怕不是我们的政论而是我们批评梁漱溟、张君劢一班先生的文章……”(《胡适全集》第2卷，P509-510)可以说，直面民族文化危机，胡适与梁漱溟都是真诚的求“道”者。这两位的分歧，在于他们所求的“道”终究不同:胡适所崇信的是西方的“科学”之道，梁漱溟所希冀的是儒家的“立心”之道。二人之间的争论在所难免。1923年10月28日、12月9日，梁漱溟在北京大学作了两次针对胡适的公开演讲，分别题为《答胡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批评胡适之先生的人生态度并述我自己的人生态度》(参见《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P743-761、765-772)。 共2页: · 上一页 · 1 · 2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