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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亲王为何高调贪腐?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雪珥


1911年5月17日,《泰晤士报》发表长文《中国首任总理》。这是西方媒体介绍庆亲王履历最为详尽的一次。当时,中国刚刚进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改革,出台了历史上第一个责任内阁,庆亲王出任首任内阁总理。

这篇文章对庆亲王并不友好,文末单辟一节,小标题就是“他的私生活与个性”。文章引用了中国人的“普遍说法”,说他家就是中国官场的“集市”(market),连门房都设了“收费站”——这指的是收取“门包”,即门房收取的红包。当时官场传言,因为到庆亲王家跑官要官的人太多,不给“门包”的话,值班的门卫都懒得通报。

文章认为,庆亲王多年来都是中国官场最大的“恶魔”,但却享有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的高度信任,“他的履历总是与中国的灾难相关联”,“没有建设性、没有爱国心,在他的一生中没有做过任何荣耀的事”,“监察者们徒劳地弹劾他,媒体提及他时只有诅咒,但他毫发无损,并且权力日增。”随后,这篇文章花费了相当篇幅,介绍庆亲王通过联姻编织的巨大官场网络。

后世有人称庆亲王为大清“首富”,毕竟没有数据支持,未必尽然,但从各种正史野史推测,尤其是他在清亡之后依然过着奢华的生活,可以大致推断他至少能名列大清富豪榜的前茅。据说,他仅在汇丰银行就有200万两白银以上的巨额存款。

吊诡的是,政治经验显然极为丰富的庆亲王,似乎并不想收敛和掩饰自己的贪腐形象,“高调”得足以在中国历史的贪官群内成为“拉仇恨”的冠军。

其实,考诸史料,庆亲王本人的个性并不高调。

晚清改革开放中,参与中央主要工作的四大王爷——惇亲王、恭亲王、醇亲王、庆亲王,恭、惇、醇三人,是道光皇帝的第五、六、七子、咸丰皇帝的弟弟,属于“近支亲贵”,先天资源十分丰足。在他们这些凤凰面前,庆亲王就如同草鸡。但“草鸡”也有“草鸡”的优势,特别谙熟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特别能办事,特别能察言观色,尤其特别能伏低做小。

血统上并无多大优势的庆亲王,却有着恭亲王那样的办事能力,也有着醇亲王那样的隐忍和低调,他的权力伸展和布局,都是“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对上级从来都是逆来顺受,唯唯诺诺之后再想法“遇见红灯绕着走”。作为一个毫无先天资源的旁系宗室,庆亲王只能依靠后天的努力,多笼络那些能办事、尤其能办大事的人,以便形成合力。野史传言,光绪驾崩时,有人甚至想拥戴庆亲王之子载振,这虽是野叟村言,却也代表部分官心民意。

几位王爷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在实践中学会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尤其在领导面前多反省、多自我批评。这其中,做得最好的就是庆亲王,他的身段最低。当然,因为出身的问题,他也缺乏“强项”的资本。其次是醇亲王,这位皇帝的本生父,最拿手的就是以柔克刚,绵里藏针,闷声不响发大财。然后是恭亲王,在慈禧太后的不断敲打下,恭亲王从以批评太后为主,逐渐转变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之后就是以自我批评为主。做得最差强人意的是惇亲王,他时不时地要和太后抗上一抗、闹上一闹,这与其说他有所图,不如说是他的心态平衡问题,当然,他也不敢真玩,以装傻卖萌为主,留条退路,便于大家一笑了之。

本事之外,当然还得乖巧。恭亲王未必就对官场潜规则陌生,但他的高贵身份、卓越才华以及巨大的影响力,令他可以不屑于这种面子游戏,当然最后又不得不服低做小。庆亲王则不仅对官场游戏烂熟于心,而且没有高贵身份带来的精神负担,敢于放下身段,婉转歌喉,亲身实践厚黑学。

凭庆亲王那点远支血统,能爬到这种已经“不胜寒”的地位,已经是奇迹。在大清特色的官场里,此时唯一要做的就是如何展示自己胸无大志。一个道德形象与工作能力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的下属,对大多数的领导人来说,并非是件可以高枕无忧的好事。高调地展示自己对醇酒美人的“低级趣味”,是历史上韬光养晦的不二法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既减少政治风险,又畅快地享受人生,何乐而不为呢?或许,这才是庆亲王高调贪腐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庆亲王区别于和珅的关键之处:他从来不对皇权产生任何威胁。

一场包括以建立高效廉洁政府为使命的改革,却不得不倚重一位享有国际知名度的大贪官;而这位巨贪之所以贪得如此高调,却或许是在某种程度上以自污来获得政治上的双向安全感。这种看似荒谬的故事,却正是大清改革的胎毒,渗透在血液之中,难以自行摆脱。

大清亡国后5年,庆亲王去世,宣统皇帝赐谥曰“密”,意思是追补前过,隐责其应对大清国的灭亡负责。这是他一生受到的最大处分。

一只“大老虎”,在其呼啸山岗的时候,没打;在其日渐式微,成了“老老虎”时,依然没打;直到他成为一只“死老虎”的时候,才开始打,却打得如此温柔,看上去倒更像是在抚慰。

这是否表明,丢掉了江山、却侥幸留得性命的天潢贵胄,依然没能真正明白,黄龙旗为什么不能继续飘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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