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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近代中国首任驻外公使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戴鞍钢


1840年鸦片战争前,虚骄自大的清王朝自诩为“天朝上国”,除了与周边一些国家如朝鲜、硫球等,有着传统的宗藩即保护国与被保护国的关系外,对其余的外部世界尤其是日益强盛的欧美国家漠然置之,不愿与其来往。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打破了清王朝的幻想,迫使其不得不接受欧美列强的要求,接受外国公使派驻北京的现实,并相应派出中国的驻外使节。而在当时守旧观念浓烈的态势下,在众多清朝官员的眼里,这绝非美差,多视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但又必须有人出使西洋,这项使命最后落到了郭嵩焘的身上,他也因此成为近代中国的首任驻外公使,代表中国走上了世界外交舞台。

郭嵩焘:近代中国首任驻外公使

郭嵩焘

理藩院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清代前期,中央政府没有办理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外国使节来华,俄国使臣循例由理藩院接待,其他国家则由礼部迎送。鸦片战争后,清廷设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对外通商和交涉事务,先后由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

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北京设立,它实际上是清中央政府一个重要的决策机构,权限不止于对外事务。其职官设置,大体仿照军机处的体制,主要分大臣和章京两级。大臣无定额,均由皇帝从内阁和各部院大臣中选任,内设首领1人,由亲王等皇族和军机大臣兼领,首批大臣共3名,后有增加,系由各部院保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各大臣、章京,仍兼任原有职务。其中章京负责办理具体事务,分英、法、俄、美、海防等五股。通商、海关事务属英国股,传教事务属法国股,陆路通商、边防、边界属俄国股,华工等事务属美国股。其他各国交涉往来,分属以上四股。海防股系于1885年添设,南北海防、长江水师、船厂、炮台,购买枪、炮、军舰,开矿、修路等事务由其办理。

摈弃理藩院,改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清朝政府对外关系的一大变革,以后又有驻外公使派遣之举。晚清首任驻外公使是郭嵩焘。

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晚年自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他自幼随父亲诵读诗书,17岁考取秀才,18岁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与刘蓉、曾国藩换帖订交,过往甚密。后又结识左宗棠、江忠源、罗泽南等人,交游很广,亦小有文名。

20岁以后,家境中落,曾去辰州(今湖南沅陵)任塾师。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他以幕僚身份在浙江学政罗文俊处,参与海防事宜的筹划。战争的失败,促动他思索“洋患”的问题,注意了解外国的情况。1847年得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1849、1850年,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他守制在家。

1852年,太平军出广西,过湖南。曾国藩奉旨办团练,组湘军,与太平军交战,郭嵩焘作为曾国藩的密友和幕僚,鼎力相助。1853年11月,得授翰林院编修。以后三年,他曾先后在湖南、浙江等地办理捐务、盐务,为湘军筹措军饷。其间,郭嵩焘曾游历上海,会见英、法等国领事,参观利名、泰兴等洋行和火轮船,访问外国传教士主办的墨海书馆,亲身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思想颇受触动。后曾任署理广东巡抚、福建按察使等职。

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官马嘉理在云南被杀,引起中英交涉,中国被迫应允派大员赴英“谢罪”。清廷遂于同年8月命郭嵩焘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赴英国赔礼道歉,旋又被任命为驻英公使,是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消息传出,郭嵩焘顿遭众人奚落,有一首对联嘲讽他道:“岑毓英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郭嵩焘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汪康年:《汪穰卿笔记》,第141页)。其中,上联提到的岑毓英,是负责处理1875年马嘉理案的清朝官员。一些守旧的官僚,甚至把愿意出使英国的郭嵩焘视为“汉奸”(孟森:《清代野史》,第318页)。

郭嵩焘奉命出使

郭嵩焘一度有些犹豫,于是便有慈禧太后亲自召见,为他鼓劲打气:“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生公忠体国,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又劝慰说:“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绌,何能复开边衅,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郭嵩焘日记》第3卷,第49、50页)。

有了慈禧太后的撑腰,郭嵩焘不顾旁人的诟骂,于1876年12月由上海起航赴英。途中历经香港、新加坡、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地,游览了各地名胜古迹,参观了学校、官署,对当地的社会现状有了真切的了解。他逐日详记所见所闻,写成《英轺纪程》(亦称《使西纪程》)一书。他在书中称赞西洋“政教修明,具有本末”,批评中国士大夫不明时势,只知一味负气自矜,虚骄自大,无补于世。此书寄回国内后,遭守旧派群起攻之,被毁版停印。

1877年1月,郭嵩焘抵达伦敦,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不久,他又奉命兼任出使法国大臣,常往来于伦敦、巴黎之间,但以驻英时间为多。他以浓厚的兴趣,走访英国的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和各种学会等,结识了不少数学、化学、天文、地理、海洋、测量、植物、医学等方面的科学家。他因自己不懂英语,译员亦不能胜任而深为抱憾,虽年已六旬仍孜孜学习英语。

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出使英、法期间,尽其所能维护中国的权益。他目睹海外华侨备受欺凌,得不到祖国的保护,上疏清廷要求在海外设立领事,保护侨民。这项建议被清廷采纳,1878年中国第一个驻外领事馆在新加坡设立,以后旧金山、横滨、神户等地又相继设了领事馆。在太古洋行趸船移泊案、厦门渔民被英商残害案、英轮撞沉华船赔偿案、英商虐待华工案等项交涉中,郭嵩焘都能据理力争,维护或挽回了一些民族权利。

郭嵩焘在北京受命出使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不顾他的反对,硬是委派一个反对西学的刘锡鸿担任副使,随同赴英,以致日后郭嵩焘时时受制,甚至连他在英国学外语、穿西服、起立迎客等举动,都被刘锡鸿视为有辱天朝威仪,报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国内守旧官员也继续攻击他,要求将他撤职。

在这种情形下,郭嵩焘势单力孤,只得自行引退,奏请因病卸任。1878年8月,清廷诏命撤回郭嵩焘,以曾纪泽继任出使英、法大臣。次年1月,郭嵩焘出使未满三年,就被迫卸职东归。

回到国内后,他不愿赴京,托病辞官,径回故乡。时湖南守旧风气很盛,上至巡抚,下至地方士绅,皆视他勾通洋人,对他持有敌意。郭嵩焘就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于1891年7月在湖南老家病逝。(文/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晚清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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