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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时英死得冤

来源:名人资料网 作者:周立民


1940年6月28日,傍晚时分,上海福建路上,一辆行进中的人力车突然遭逢枪手袭击,几声枪响,车上的人倒在了血泊中……这不是电视剧,遇害人是有“新感觉派圣手”之称的小说家穆时英。那是汪伪统治时期的上海,他是汪伪主办的报纸《国民新闻》的社长,还担任过汪伪政府宣传部文艺科长、驻沪特派员等职。在国人的眼中,这就是十足的落水汉奸。那段时间,参与汪伪“和平运动”被重庆方面锄奸团刺杀的人有37名之多。

穆时英当晚,接到电话之后,松崎启次和穆时英其他几位朋友陆续赶到医院。“在四马路灯光最终变暗的地方,我们看到了那个医院。车一驶进大铁门,就感到五层楼的医院那阴晦、凄恻的妖气扑面而来。”他们跟护士打听穆时英的病房,护士若无其事地说:“穆?啊,就是那个被杀的人呢?他已经在停尸间了。”而在工部局验完尸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进去。他们只好去愚园路穆时英的家中,“走上台阶推开门,发现他的母亲已经被这突发事件惊得不省人事,被抬到了隔壁房间的床上。他年轻貌美的妻子,一看到进来的我们,顾不上去擦流出的泪水,开口便与黄君和刘君讲穆君之死的前后经过。”(《穆时英先生》,《穆时英全集》第3卷第453、454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版)

据张资平说:穆时英离开香港来到上海时,曾对重庆方面有个承诺,将上海的情报送到重庆,“然而,他逐渐表现出对汪精卫理论的热情,想与重庆方面断绝往来。在得知了他两次赴日之后,重庆方面要求他逃回香港,在那里散播关于汪精卫派和日本内情的谣言,他的拒绝被视为叛逆而遭到射杀”。(同前,第460- 461页)那段时间,家人已经接到两次警告电话,也收到过恐吓信,穆时英显然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毕竟,他才28岁。他太太后来说:他已经对回上海心生悔意,“心情非常紧张,日夕担心有人会暗算他。他尽可能躲在家里,不敢外出”,他甚至让太太去求神拜佛,保佑他的安全。(侣伦:《悲剧角色的最后》,同前书第532页)另一方面,大家都在传说他是汪伪的“红人”:“穆时英很阔绰,在周佛海的部下,很红,负责文化电影各项工作,并兼民族日报社社长之职。他曾亲口对×说,他能直接见汪精卫,极司菲尔路的汪公馆直进直出。有一次,丁默邨的部下要对他施行身体检查(指‘抄靶子’而言),他生气了,掉头就走,以后丁本人亲自向他道歉。”(卜少夫《穆时英之死》,1940年7月23日《重庆时事新报》)这样一个人,岂不是死有余辜?然而,在香港,他也曾写下很多表露心迹的抗日文字,比如:“我们也许会流血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可是我们的自夸的敌人将一个没有遗留地粉碎在我们脚下。”(《飞机翼下的广州》,《穆时英全集》第3卷第111页)越是这样,朋友们越难以理解,他是怎么一下子附逆了?

穆时英去世32年后,1972年香港《掌故月刊》第10期发表署名“康裔”的文章《邻笛山阳———悼念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先生》,替穆时英喊冤:“穆时英死了,他死得冤枉!他蒙了一个汉奸的罪名而死了!但他不是汉奸,他的死,是死在国民党的双重特务下,他是国民党中央党方的工作同志,但他却死在国民党军方的枪下。”他承认是他亲自安排下,穆时英才从香港赶回上海出任伪职的。为了证实此事,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1976年7月间,曾两次与“康裔”通信、一次通电话,并在8月24日下午于九龙的半岛酒店见面详谈。“康裔”姓嵇,是陈立夫的亲戚,当时的中统局长是朱家骅,实际负责此事的是徐恩曾,战后徐因过错被南京最高当局解职,并批“永不录用”。而军统一面,当时就把杀了附逆的穆时英列为一大战功,戴笠又正得势,“在‘中统’负责人失势的情况下,遂难以翻案,穆时英遂地下含冤,直到今天。”(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册第48页)呜呼,谁知道我们的命运究竟操控在谁的手里?军统杀了中统,又是一个电视剧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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