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的军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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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约公元前440——前381年）是战国初期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他在任西河守期间，根据多年的作战经验，著了《吴起兵法》。这是一部在我国军事史上与《孙子兵法》并列的古代军事著作。《吴起兵法》据《汉书·艺文志》说，有四十八篇。现存《吴子》仅六篇，散失了不少。而现有这六篇，个别地方还掺杂了汉、魏晋南北朝或唐代人的话。但基本上可把它看成吴起的著作，这是研究吴起军事思想的重要文献。从《吴起兵法》中，充分反映了他的杰出的军事思想。 一、进步的战争观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64页）在阶级社会里，由于阶级地位不同，对待战争的看法也就不同。吴起的战争观是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的，是进步的。 在战争的起源问题上，吴起力图从社会方面去寻找原因。他说： 凡兵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吴子·图国》） 吴起认为战争是一种社会现象，对战争的根源作了论述。这在世界军事史上对战争根源的探索是最早的。当然，吴起这种看法还停留在表面上。 他对“争名”、“争利”、“积恶”、“内乱”，是何原因引起，“因饥”的根源何在？并没有深入分析。列宁说：“私有制引起了战争，并且永远会引起战争。”（《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360页）又说：“当阶级统治还存在的时候，战争是不会消除的。”（《列宁全集》第八卷第35页）吴起由于他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不可能认识到战争的真正根源，也找不到消灭战争的途径。但是，他从社会方面去寻找战争产生的原因，在当时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上，强调把政治放在首位。他说： 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吴子·图国》） 意即一个国君若是只讲求文德而废弃武备，或者依仗兵多能战，都会亡国。要使国家治理得好，必须既要看视政治，也要重视军事。从这个思想出发，吴起在西河一方面注重军事改革，一方面从事政治、经济的改革，为魏国的富强奠定了基础。吴起从战争实践中认识到，只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还不够，还必须有安定的后方，因此，他说：“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只有国内人民和前方军队团结一致，才能打胜仗。 他主张： 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吴子·图国》） 他又说： 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同上） 就是说，国内各种意见不统一，不可以出兵打仗；军队内部不团结，不可以出阵作战；出阵以后，军队不互相配合，不可以进行战斗；进行战斗以后，各部分战斗动作不协调，不能夺取胜利。他还进一步说：“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同上）吴起阐明了国家、军队和人民三者的关系，并认为人心向背是军事上取得胜败的关键。总而言之，就是政治决定军事。 在如何统一中国的问题上，吴起主张只有用武力才能达到目的。在这一点上，他与儒家思想是不一致的。吴起的这种思想，对稍后的孙膑“举兵绳之”，“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孙膑兵法·见威王》）这一主张有直接的影响。 吴起一方面看到了战争的重大作用，同时也看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因此他认为对待战争要持慎重态度，反对轻率发动战争。他总结历史上战争的经验，说： 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 是以数胜而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吴子·图国》） 经常轻率发动战争，就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从而使人民疲弊不堪，国家贫弱，而且会招来祸患。因此，多次发动战争而取得天下的少，亡国的多。比吴起稍早的军事家孙武也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计篇》）可见吴起继承了孙武的思想，并有所发展。这对比他稍晚的军事家孙膑也有所影响。孙膑看到了战争的胜负决定国家存亡的一面，同时又指出： 乐兵（好战）者亡，而利胜（贪图胜利）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孙膑兵法·见威王》） 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之间思想的继承关系。 二、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战略战术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吴起的战略战术思想，可以说是古代自发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在军事上的运用。 吴起从战国时代频繁的战争形势出发，认识到随时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因此，他在战略上很重视战争的准备。他说：“夫安国之道，先戒为宝。”（《吴子·料敌》）要使国家安全，先要在平时做好战争的准备。他说： 简募良材，以备不虞。昔齐桓募士五万，以霸诸侯。 晋文召为前行四万，以获其志。秦缪置陷陈三万，以服邻国。（《吴子·图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