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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昌极

景昌极


  [1]    景昌极(1903-1982),即景幼南,著名哲学家、佛学家、教育家。

摄于1929年

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和哲学研究。初名奕昭,后改名昌极,字幼南。1903年生于江苏泰州。1919年9月,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学习,与王庸、缪凤林、张其昀、陈训慈、周光倬、范希曾、张廷休、方培智、胡焕庸、徐震堮、夏崇璞(蕴文)、何惟科、钱堃新、陆鸿图、刘文翩、王玉章、王勤堉(鞠侯)等是同学,为史学大师柳诒徵先生门下高足,天资卓绝,经柳诒徵多年精心培植,文史哲俱为精通。曾与柳氏合办《史地学报》和《文哲学报》,1922年毕业。 1923年1月,与缪凤林一起考入南京支那内学院,师从欧阳竟无研究唯识学。同年8月毕业,9月经吴宓推荐,被聘为沈阳东北大学哲学系讲师,开讲唯识学;后升为教授,同时兼任历史系教授。1925年东南大学学潮爆发,柳诒徵愤而出走东北大学,与先他而至的缪凤林和景昌极等人会合。1928年9月返回家乡。1929年1月应聘成都大学,兼任哲学、历史两系教授。1931年9月,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36年9月,任杭州浙江大学教授,1937年9月返回故里。   1939年9月,任泰州时敏中学校长。1940年12月辞职。1945年9月,任南京临时大学先修班教师。1946年9月,任武汉大学教授。1947年9月,任安庆安徽大学教授。1949年9月,任江苏省立泰州中学教师。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师、省优秀教师。1961年9月,任扬州师范学院教师。1965年因病退休。1982年4月3日逝世,终年79岁。   景先生兼通哲学、文学、逻辑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著译丰富。著有《哲学论文集》、《哲学新论》、《人生哲学序论》、《名理新探》等。译有《柏拉图对话集选篇》(与郭斌龢合译)、《温楷斯德(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与钱堃新合译)等。   他是学衡派的主将,自《学衡》创刊起,就抱以极大的热情,撰述不辍,《学衡》的作者中,他与缪凤林二人撰稿最多。他在文学上的观点与学衡派相同,都主张“将道德上的善置于文学标准的首位”。他曾说:“以文章美恶论,本无所用其疑与信,惟以善之于人,较美尤要,则有时吾人不得不以疑信道德制度之标准,从而疑之信之。盖美者一人一时之善,善者多人多时之美,多人多时者,自较一人一时者尤为要耳。”在翻译柏拉图的《申辩》后,先生说:“默察国人心理,缺乏想像崇拜物质者,必不喜柏拉图。他日喜柏拉图者,又将为神思恍惚、放诞不羁之徒,是可忧也夫!”对柏拉图思想的实质作出评判。   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上,景先生对佛教理论的研究颇深,尤其致力于对法相唯识学的科学转化与诠释,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篇章。景先生本来研究西方哲学,治学严谨又善于思维,每对一个问题,必多深思。在他所出版的《哲学论文集》中曾这样称述自己:“我於道德,主明辨而笃行;於科学主博学审问而慎思;於一切不根经验,无稗实际之神学与玄学,主探绩索隐,正名析辞,务使其水落石出,而一无遁形。”正因为这种严谨的态度,使他对唯识三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28年在《学衡》上发表《见相别种辨》,引起了佛学界的争论。   在《见相别种辨》这篇论著中,景先生取安慧之说,主张见、相二分同种,诘难见、相别种说,谓别种说非护法、玄奘本意,虽然见之于《成唯识论述记》,应是窥基传述过甚所致。其观点与同学缪凤林和武昌佛学院教授唐大圆的观点截然不同。两位学者在《学衡》,连续好多期发表各自的文章,进行学术争鸣。景先生的观点还引起了时任中国佛教会会长、被誉为“中国佛教救星”的太虚大师的重视,他专门给景先生书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么几句话:“君等乍游佛之门,能执利器(名相分别),以防御邪见,固所乐闻。若将深入堂奥,则当舍干戈而客趣入之,未应持械以冲墙倒壁为事也。否则,增自之惑,益人之迷,而害无利,何敢多言。”而景先生在《哲学论文集》中就佛学中什么该保存、什么该放弃说过这么一句话:“佛法中有铜墙铁壁,虽撞而不倒者,六度万行、苦空无我、唯心唯识诸要义是。亦有土墙柴壁,将不撞而自倒者,三身六道、四大部洲、三十三天诸旧说是。”可见二人对佛学的发展有不同看法。在佛学方面,他还著有《因与果》、《唯识今释补义》、《印度密教考》、《印度思想史论》等。   在佛学思想的影响下,景先生在传译研究西方哲学时,逐渐形成了他们的一些独特的观点和成就。其著作《哲学论文集》、《哲学新论》、《名理新探》等,都是不偏离人情物理、论证严密、内容充实、文笔典雅、富于创见的佳作。这几本书中,景先生以佛学(尤其是法相唯识学)为主要的参照系,对中、西、印三方的哲学做了全面的评述。佛学在他眼里,只是一个“参照系”,不是绝对的真理,或完全不能批评的“圣言量”或“圣教量”。   比如他在《哲学论文集》上册中说:“我今所倡,不曰儒术,不曰佛法,而曰克己利他之道德;不曰国故,不曰西学,而曰文理密察,能见其大之学问;不曰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而曰以道德为本,以学问为用之文化。不立宗派,以其学为宗,不问所属,以其行为判。此之谓一切学问道德之科学化。”这种眼光,已经不是欧阳竟无那种“佛法非宗教非哲学”的讲法所能包括的了。   《哲学新论》由“哲学总论”、“知识哲学”、“宇宙哲学”、“人生哲学”和“历史哲学”五个部分组成,书前有缪凤林的“缪序”和景先生的“自序”。据“自序”说,这本书原是出自景先生在成都大学哲学系和历史系任教三年间编的讲义。《哲学新论》一书,就是在《知识哲学初稿》、《宇宙哲学初稿》、《人生哲学初稿》、《历史哲学初稿》等“初稿”的基础上加工完成的。景先生在《哲学新论》的“自序”中说,此书“所根据者,唯是举世公认之经验的事实与推理的法则,而非一家一派之说。亦欲以天下之公言,成吾一家之言尔,岂遑崽崽多所顾忌?”以这种治学的精神,他在书中对西洋康德、海格尔(即黑格尔)、新唯心论、新实在论、马克斯派(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现象学,乃至中国的宋明理学,以及支那内学院多年来积极整理讲习的印度法相唯识学,多有驳斥修正。其中虽有幼稚简单以及误解误释的地方,但书中贯彻的那种“所根据者,唯是举世公认之经验的事实与推理的法则”的精神,却是一种真正的哲学精神。   景先生于哲学方法一门,特重经验,而反对成立形而上学的本体:“吾们只就经验说明经验,一切问题,足可解决。更无待于一个莫名其妙,毫无意义的本体。”(《哲学新论·宇宙哲学》)。对中国哲学,他批评说:“吾国文学最发达,故一般学者,多喜以文学的方法治哲学,哲学之受害实深。尝谓中国哲学为格言式,对联式的哲学,琐碎凌乱,含混笼统,是其大敝。观于各家之语录,庙堂之对联,当知吾言之不谬也。”(《哲学新论·哲学总论》)。欲药斯弊,舍逻辑哲学的讲求莫由。   于是,景先生写了他的《名理新探》。这本书写于抗战期间,几易其稿。《名理新探·初稿序》:“三十二年秋,余蛰居里庐,偶应旧日内学院同学光孝寺住持苇宗上人之请,为诸学僧开讲名理,以补因明之不足。耻于依傍门户敷陈旧义,因发奋自编讲义,为推陈出新,光大斯学之计。极深研几,朝夕以思,积一年之功,而初稿以成。其内容较之坊间通行课本,自东西洋稗贩而来者,损益过半。知我罪我,以俟来者。不幸斯稿着手之初,方值内院欧阳大师示寂于川。将成之际,复值光孝苇宗上人作古于泰。师友凋零,心伤曷极!谨识卷端,聊资回向。”   又《名理新探·修正稿序》:“此抗战八年中作也。抗战前余任教中大、浙大,尝数度沉浸于所谓数理逻辑中。既而觉其苛察缴绕,与斗围棋碰七巧板相类,徒为高等玩具而已。不惟于一般青年思想无所裨益,即于少数积学之士亦有浪费脑力得不偿失之憾。自揣生平用力之勤莫如深思,而得力之多端在正名。过去论理学率详于推论而略于正名,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坐令基本科目,徒为具文,深可惋惜。遂有志于以正名为主,以日常推论为辅,留意语文习惯,摆脱前人窠臼,从事于新论理学书之编纂。课务羁牵,蹉跎未就。暑假归来,七七变起,流离琐尾,不遑宁居。二十八年夏,里人推长时敏中学,旋迁东乡梁邰庄复课。目睹诸生思路之淆,文理之滞,蹙然有感。得闲辄为敷陈国语文法,间及论理常识。渐觉二者有辅车相依之势,须合一炉而融治之。三十年春泰城沦陷,余辞职家居,侘傺日甚。时取往日思绪而重理之,聊以自遣。自三十二年秋正式着笔,一年而初稿告成,又一年而修正粗毕。而最后胜利同时到来,令人欢欣鼓舞不能自已。回忆此数年来,坎坷百端。苛捐杂役日迫于门,而五更梦回念兹在兹。日就月将以底于成。庶几于战后新中国之心理建设上贡其一得之愚,幸甚幸甚。”书中提出了他的逻辑哲学和文法哲学;对经验和逻辑的强调,背后是很大程度上受到护法一系法相唯识学唯立“现量”和“比量”,不立“圣教量”的思想影响的。   景先生算得上是真正的哲学家。他的哲学作品,在表述上是清晰的,在逻辑上是力求严密的,在根据上是立于而又不囿于普通人的经验和科学原理的。他的这种哲学精神虽然主要是得自西方的哲学,可是佛学里的法相唯识学,也是他认为在这方面与西方哲学有相通之处并值得我们后人珍惜、引申和发扬的。   景先生还与“八千麻袋大内档案事件”有一段故事。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曾把装入麻袋的部分大内档案卖给了造纸厂,幸被有识之士及时抢救下来。这就是档案史上有名的“八千麻袋大内档案事件”。当时,国学大师王国维曾在《清华周刊》撰文,把八千麻袋清宫档案、安阳殷墟甲骨文、西域木简和敦煌汉唐写经并称为近代中国文化的“四大发现”。   之后,八千麻袋中的大部分档案收藏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还有部分存于辽宁省档案馆和我国台北。而泰州市博物馆也保存了八千麻袋中的档案750多件,这要归功于景先生。年迈的他讲述了大内档案的来历。   景先生的姻亲苏恩培先生是姜堰白米人,民国初年,曾在北京一外交部官员家中坐馆授课。1924年的一天,苏恩培在街上散步时,见一废品收购者推着一小车,车上竟有不少档案。苏恩培遂买下这些档案。回家整理之后,方知是大内档案。   此后,苏恩培把这批档案当成古董收藏。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上谕抛残同废纸,老苏搜集重公文”。   几年后,苏恩培离京返家,这批档案一直带在身边。得知苏恩培有“宝物”后,景先生便成了他家的常客。两人常常共同赏玩,谈古论今。   由于儿子远在英国,1948年,苏恩培临终前,把这批档案送给了景先生。   1958年春,泰州筹建博物馆。市里召开大会,号召社会各界人士将自己的文物、图书资料捐献给国家。时任副市长的王石琴跟景先生是亲戚,主动上门动员。   “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后,景先生担心档案留在家里不安全。而且,当时,他被打成右派,也一心想立功。当年7月,景先生亲自把这批档案送到泰州博物馆。捐赠前,他曾挑出几份档案留在身边作纪念,十年动乱中,他又偷偷烧毁了。   这批档案都是明清档案,是研究明清史的重要资料。景先生对保存和保护这批珍贵的历史档案作出了极大努力。

景昌极先生部分著作目录:

  1 莱布尼兹单子论译序[翻译]/国风/第4卷1期(1934年1月)   2 孔子的真面目/国风/第1卷3期(1932年9月)   3 道德与社会革命/国风/第1卷7期(1932年11月)   4 悼亡杂记/国风/第2卷2期(1933年1月)   5 单子论/国风/第2卷6期(1933年3月)   6 说四维/国风/第8卷3期(1936年3月)   7 新理智运动刍议/国风/第8卷4期(1936年4月)   8 述佛法中之四纪答/国风/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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