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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维诺

卡尔维诺

伊塔洛·卡尔维诺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985),意大利新闻工作者,短篇小说家,作家,他的奇特和充满想象的寓言作品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意大利小说家之一。 他有句名言:“我对于文学的前途是有信心的,因为我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只有文学才能以其特殊的手段给予我们的感受。”

目录

生平介绍
作者自传
著作介绍
卡尔维诺的名言名段
关于卡尔维诺的文章


  

生平介绍

  伊泰洛·卡尔维诺(意大利小说家)于1923年10月15日生于古巴哈瓦那附近圣地亚哥的一个名叫拉斯维加斯的小镇。父亲原是意大利圣莱莫人,后定居古巴,是个出色的园艺师;母亲是撒丁岛人,植物学家,为了使出生在异国他乡的儿子不忘故土,母亲特意给儿子取名为伊泰洛(“意大利”的意思),以寄托他们对故乡的怀念。 1925年卡尔维诺刚满2岁,全家就迁回到父亲的故乡圣莱莫。他们住的那幢别墅既是栽培花卉的试验站,又是热带植物的研究中心,因此,卡尔维诺自幼就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仅从父母亲那里学到很多自然科学知识,熟知名目繁多的奇花异草以及树林里各种动物的习性,还经常随父亲去打猎垂钓。这种与众不同的童年生活,给卡尔维诺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使他的作品始终富有寓言式童话般的色彩而别具一格。   1942年高中毕业后,卡尔维诺在都灵大学上农学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人占领的20个月的漫长时间里,卡尔维诺与他弟弟积极参加了当地游击队组织的抵抗运动,卡尔维诺的父母亲曾因此被德国人羁押作人质。发表于1947年的处女作《蛛巢小径》就是一部以作者自幼所熟悉的利古里亚地区的游击队活动为历史背景的长篇小说,当时卡尔维诺年仅24岁。   1945年卡尔维诺全家迁居都灵。战后,他在都灵大学攻读文学,1947年大学毕业后,在都灵的艾依那乌迪出版社任文学顾问。   在此期间,他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并经常为该党的中央机关报《团结报》撰写文章。1949年题材多样的短篇小说集《最后飞来的是乌鸦》问世。所收作品既有童话和传奇色彩,又含有特定的现实意义;既有浓厚的抒情性,又有一定的哲理性。1952年卡尔维诺一鼓作气地完成了脍炙人口的中篇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作品的主人公是17世纪奥、土战争期间被一颗炮弹炸成了两半的贵族军官,是现代社会中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大炮”轰炸成两半的现代人的写照。作品既具有“寓言式的现实主义色彩”,又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寓言”,这在新现实主义文学处于衰退的当时,为意大利的文学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出路。 1954年卡尔维诺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集《进入战争》问世,作品反映了战争在步入而立之年的卡尔维诺身上所留下的难以医治的创伤。被人誉为“意大利式的格林童话”,“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的《意大利童话故事》发表于1956年,它是卡尔维诺花费两年的心血写成的,全书搜集了近200篇各地的传统民间故事和童话。卡尔维诺象是一位遨游在童话世界里的人,对战后的社会现实和政治感到失望的卡尔维诺深信:“童话是真实的。”   1957年,题材与构思截然不同的两部小说《树上的男爵》和《房产投机》同时问世。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现实生活的“失败者”,都是“消极人物”。《树上的男爵》的主人公是18、19世纪的贵族后裔,他栖居在树上,拒绝下到人世间生活;《房产投机》的主人公是深居闹市的文人,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因力图重新安排现实而处处碰壁。作品辛辣地讽刺和抨击了现实社会的罪恶,但卡尔维诺笔下的主人公虽然愤世嫉俗,毅然地否定现存的社会秩序,却无力改变它。然而作者“这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却旨在更好地从总体上观察、评价和衡量现实社会,并竭力从中把握‘社会发展的脉络。’”(《狮子的骨髓》,1955)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卡尔维诺于1957年在《团结报》上发表公开信,宣布退出意大利共产党。国际形势的动荡和消费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弊端,使很多文人在精神上产生了危机,痛苦地看到自身价值的瓦解,然而卡尔维诺却把作家的使命、文学的作用以及对社会的政治责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始终没有把自己禁锢在“象牙塔”之中。此后不久,《烟云》(1958),《不存在的骑士》(1959)等深刻揭示现实社会弊病的作品相继问世。1962年,卡尔维诺在《梅那坡》文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杂文,如《向迷宫挑战》、《惶惑的年代》、《物质世界的海洋》等,就6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中知识分子和文人同现实社会之间所产生的新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那些向‘物质世界’投降的人们已经沦为商品化的人了,他们的思想也商品化了”,“战后出现的这种向物质世界投降的历史现象是由于人类无力诱导事物发展的进程所致。”(《物质世界的海洋》,1962)卡尔维诺还提示人们“不能向现存的条件投降,也不能蜗居斗室,而是要寻找一条出路,向物质世界的汪洋大海,即‘迷宫’挑战。”(《向迷宫挑战》,1962)   短篇小说集《马可瓦多》(1963)的问世,标志着卡尔维诺的文学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小说以寓言式的风格,揭示了从社会学、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都业以蜕化的人类社会,描述了当代人孤寂、惶恐、陌生和不安的心态。这个社会之所以蜕化了,是因为它被淹没在表面繁荣的物质福利之中了,它只追求物质上的价值,并蒙上了一层市侩式庸俗的外表,看上去光怪陆离,实际上虚伪而又浮浅。正如卡尔维诺在1967年所论:“现代文学的力量就在于它说出了社会和个人本来想说而又没有意识到的一切,这就是文学所不断提出的挑战。我们住的房子越是明亮和豪华,房子的墙上就越有鬼影;因为进步和理性的梦中往往掺杂着鬼影。”   小说《监票人的一天》(1963)就是记述了主人公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监票人于1953年大选中在都灵某一个残疾人之家投票站的一天经历,揭示了意大利社会蕴含的种种弊病。那些丧失理智的疯子,肢体残缺的人,没有说话能力的痴呆者都成了政客们争权夺利的工具,尽管他们根本“无法辨认他们的投票对象是何许人。”   《宇宙奇趣》(1965)和《零点起始》(1967)可说是两部富有科幻色彩和符号学特点的姐妹篇。《宇宙奇趣》的主人公是个既年迈又年青的智者,他是个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人,既是我们的老祖宗,又是个现代人,可以说他既是世界起源、地球形成时的人,又是宇宙消亡毁灭时代的人,他的名字是 qfwfq,是以未知数w为轴心的对称的字母qf—fq排列而成。“卡尔维诺好像因为愤怒、麻木乃至失重而在地球上消失了;他躲在大气层后面,用望远镜看着自己在人们之间消失。后来,他用成千个小记号,诸如一幅袖珍肖像画,一个形容词,一种有节奏的游戏,一阵突然的颤动,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凄凉的梦:一个 50岁上下的男子,他茫然、困惑、忧心忡忡地环视着四周最细微的变化对他所产生的冲击,如房子四周的围墙、草坪上的阴影都能勾起他的心绪不宁;事物的偶然巧合,不协调和矛盾,反射和交叉,对他都构成一种诱惑。他徘徊在影子王国里寻觅自己,并消失在其中。”(《日报》,1972)有人说卡尔维诺是一位“一只脚跨进幻想世界,另一只脚留在客观现实之中”的作家。在《宇宙奇趣》中,卡尔维诺幽默地讽刺现代人生活的虚无,“有一次我路过宇宙空间,我在某个地方故意作了个记号,想在两亿年之后,当我再转到那儿时重新再找到它……可就在我留过记号的那个点上,代之以一道不成形的线条,它在被捣碎了的破损的空间之中,象是一道划破的伤痕……我沮丧失望了,象失去知觉似的被人拽过去许多光年。”(《空间的一个记号》,1965)然而,作者痛苦地发现空间与记号毫不相干,空间根本不存在,也许它从来没有存在过,所以在空间中作记号也是徒劳枉然的。   70年代问世的三部具有后现代派创作风格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1972)、《命运交叉的古堡》(1973),以及《寒冬夜行人》(1979),则更进一步确立和完善了卡尔维诺的独特的创作风格:过去与现在相结合,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相结合,幻想与现实相结合。对于卡尔维诺来说,支配客观世界的规律有它的随意性、破碎性和偶然性,所以他的小说的“每篇故事都是重新发掘一种逻辑的结构,而作者的每一种思想乃是每一篇故事的开端”。所以卡尔维诺曾说过:“我与一个哲学家截然不同,我只是一个遵循故事内在逻辑的作家。”(《世界报》,1970)   用日常生活中琐碎素材来展开作者的奇思遐想的最后一部小说《帕洛马尔》(1983),是卡尔维诺面对繁杂而又不可知的现代世界,苦苦地寻求宇宙与人类之间,自然与人的语言之间,单一的自我与多重性的现实之间的关系,全书流露出作者面对现实的彷徨和茫然的心态。   1985年9月,卡尔维诺在休假期间突患脑溢血(当时他正在准备去美国哈拂大学讲学的演讲报告),当即就被送到医院抢救。主刀医师表示从未见过如此复杂的大脑构造。待动完手术麻醉药性过去之后,他望着那些塑料导管和静脉注射器,仍不乏想象力地风趣地说:“我觉得自己象一盏吊灯。”9月16日卡尔维诺终因医治无效在意大利佩斯卡拉逝世,终年62岁。   就这样,卡尔维诺带着他那一个个童话般“尽善尽美的梦”,离开了这变幻莫测的世界。他用小说创作向人们展示了人生哲理,孜孜不倦地启迪人们对人类的命运和现实社会予以深入的思考,为探索文艺创作的新天地而奉献了一生。

作者自传

  俞宙 译   你向我索要一份生平资料 — 这总让我为难。个人的信息,即便是登记在社会机关中的,也是人所拥有的最隐秘的一部分,而把它们公之于众,那感觉好象是去面对精神分析专家。我只能这样去想:我可还从未被精神分析过呢。   我就这样开始讲起吧,我出生时的星象是天秤座,因此我的性格中沉稳和躁动得以互相中和。我出生时,父母亲正打算从旅居多年的加勒比地区归国,所以这地域上的迁移总使我向往着到别处去。   我双亲所拥有的知识全集中于蔬菜王国,他们关心着其中的奇迹和特征。而我,被另一种蔬菜—文字—所诱惑,没能去学会他们的知识,因此我和人性化的知识总有隔膜。   我在里维拉的一个小镇上长大,周围的气象平凡琐小。大海和高山保护着我,使我无忧无虑。分隔我和意大利的是一条狭长的海岸线,而我和世界之间只隔着近近的一条边界线。告别这个安乐窝于我仿佛是重温出生的痛楚,而我只是在如今才意识到这点。   我的成长正处于独裁时期,后来在战争时期我又投身戎马,这些使我总抱有一个观念:在和平与自由中生活是一种脆弱的好运气,很可能在一瞬间它就会被夺走。基于这个观点,我把自己少年时期太多的精力给了政治。我说太多是相较于我实际可以作出的成果而言,并且那些看似远离政治的事物其实能够对国家和人民的历史(甚至政治)施以更强大的影响。   战争一结束,大城市向我发出了比我的乡土情结更有力的召唤。我曾短期徘徊于都灵与米兰之间,无法抉择。我最终选择都灵自有原由,也承受了这个选择造成的后果。现在我已经忘记了因和果,但多年以来我一直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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