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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待“填鸭式”教育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名人


  在2014年美国GRE考试中,中国数学能力在所有国家中名列第一,但分析性写作惨不忍睹,有人归咎于中式教育忽视甚至压制对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但这其实不是教育方式的问题,而是教育内容的问题。中国中小学语文老师在教学生写作时,把引用名人名言及正着说、反着说视为论证,根本没有教学生如何通过证据与推理确立有效论证,训练的方式方向都是错的。
 
  日前,BBC三集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国学校》,引发了中英国民对教育模式的反思与讨论。5名中国老师赴英国Bohunt公立学校试行“中式教育”,受试的为九年级50人大班,为期4周。期末考试该班的数学、中文与科学成绩均超过了同年级其他学生。结论似乎是“中式教育”优于“英式公立教育”。
 
  毋庸讳言,不同国家基础教育模式确有差异,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基因型:传统主义与进步主义。所谓“中式教育”与“英式公立教育”不过是这两种模式的表现型而已。在1960年代英国受进步主义教育观影响之前,英式公立教育也是传统主义模式。
 
  传统主义与进步主义的分野大致如下:(1)前者强调教师的权威与课堂纪律,全班教学,统一教学进度,课堂严肃有序。后者教师与学生关系趋于平等化,小班教学,小组围坐讨论,课堂氛围轻松愉快。(2)前者强调高强度重复训练,以大量的作业与考试巩固知识,被后者鄙视为“填鸭式”。后者强调“探索式”或“启发式”,主张以理解代记忆,鄙薄“死记硬背与题海战术”。(3)前者班级与年级内有强烈的学习与竞争氛围,学生课业不过关有留级的风险。后者缺乏竞争氛围,学生跟不上进度照样升级。
 
  这两种模式,哪种更优胜?仅仅凭上述不到一个月的教学实验不足以下结论。我们来看两组更有价值的数据。
 
  中国学生雄冠PISA
 
  PISA全称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是经合组织(OECD)设计的一个国际调查,每三年搞一次,旨在评估世界范围内各教育体系的优劣。基本指标是考察不同经济体15岁学生的数学、阅读与科学能力。这是目前最为权威的教育体系评估工具。最新一次的数据是2012年,2015年的评估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2012年PISA独占鳌头的是中国上海。上海15岁学生数学、阅读与科学的成绩依次为613、570与580,每一科目都雄踞各经济体第一,而且数学成绩唯一过了600,数学成绩优异者比例高达55.4%。经合组织国家这三科的平均成绩依次为494、496与501,其中数学成绩优异者比例为12.6%。
 
  表现优异的还有:新加坡(573、542与551),香港(561、545与555),台北(560、523与523),韩国(554、536与538),澳门(538、509与521)与日本(536、538与547)等。括号内依次为数学、阅读与科学的成绩。可见,数学排名前七位的是清一色的东亚社会,其中华人社会占了五个。
  阅读这一项,中国上海不仅位居第一,成绩优异者比例也是最高的,达25.1%。成绩优异者超过15%的还包括:香港、日本与新加坡。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为8.4%。科学这一项,中国上海、香港、新加坡与芬兰位列前五,西方国家仅有芬兰入围。
 
  许多西方国家表现不尽如人意,包括但不限于:美国(481、498与497),英国(494、499与514)与丹麦(500、496与498)等。括号内依次为数学、阅读与科学的成绩。
 
  从PISA数据来看,以中国与新加坡为代表的传统主义基础教育模式完胜进步主义。
 
  难怪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效法中国“进行更早和更长时间的教育”。2014年英国教育大臣尼克·吉布说:“我希望看到全英学校采取全班教学方式,尤其是在数学和科学科目上。”
 
  丹麦班VS中国班
 
  2013年4月,丹麦广播电视台DR播出四集纪录片《丹麦九年级Z班VS中国初三13班》,选取奥胡斯Holme Skole九年级Z班与哈尔滨69联中初三13班进行对比,这两所学校都是当地最好的公立学校之一。至于丹麦人为什么特地选择哈尔滨的学校,原因应是奥胡斯与哈尔滨是友好城市。2014年4月,来自奥胡斯的32位师生还访问了哈尔滨69联中。
 
  丹麦班是30人“大班”,由八年级升上来的两个15人班合并而成,每天在校时间是6小时,一般下午两点放学。中国班共54人,每天在校时间是12小时。请注意:在校时间不等于在校上课或学习的时间,中国初中每节课在40-45分钟之间。因为丹麦九年级重点学习英语、数学、阅读与团队合作等科目,所以DR就比较两个班这些方面的表现情况。
 
  第一集考核(本国语文)阅读。在DR解说者看来,阅读是理解与学习一切学科的基础。阅读考试是5篇文章、13个问题,一些问题的答案能从文章中直接找到,另一些则需要进行推理与判断。中国班与丹麦班的平均成绩依次为76与70。中国班微胜丹麦班。
 
  第二集考核数学。先是让两个班做中国版的数学考卷,考核的是比较纯粹的数学知识。因为这张考卷中的许多知识丹麦班没有教过,为了公平起见,这部分内容在考试中删去。结果是中国班与丹麦班的平均分依次为90与30,前者是后者的三倍。然后让两个班做丹麦班的数学考卷,考核的是对数学知识的具体应用,这正是丹麦课堂教授学生数学的方式,丹麦班稳操胜券了吧?考完后,丹麦班的许多学生感觉良好,但结果大跌眼镜:中国班与丹麦班的平均分依次为57与26,前者是后者的两倍有余。中国班完胜。
 
  第三集考核团队合作能力与创新能力。团队合作的考核方法是中国班与丹麦班各出两队,每队4人,每队发50张白纸与4卷透明胶,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搭出可容纳团队4人的房子。在丹麦方面看来,丹麦课堂小组学习讨论是惯常,班级也时不时组织野营,丹麦学生与人相处的能力理应强于中国学生,这个项目丹麦队总该赢了吧?但结果仍是中国队胜出。评判专家认为中国学生目标明确,高度专注,善于在团队中提出积极的意见,聆听别人的想法,并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彼此的想法,没有像丹麦队把时间花在打打闹闹上。中国班三胜。
 
  创新能力的考核方法是在白纸上画了一对大大的圆括号,让受试学生在此基础上画出一张完整的图画并命名,然后由专家来评定哪些画画更有创意,根据原创性、灵活性、思维开阔性与创意拓展性等四个标准打分。结果中国队被选出的创意作品有多张,丹麦队被选出的仅一张。中国班四胜。
 
  第四集是考核英语。丹麦班扳回一局。在听力测试中,中国考生普遍反应是语速太快与听不懂,但丹麦学生觉得很容易,听起来很轻松。丹麦班与中国班的成绩分别为71与29,前者是后者的近2.5倍。在阅读与语言运用测试中,中国考生普遍觉得生词太多。丹麦班与中国班的成绩分别为61与26,前者是后者的两倍有余。中国班惨败。
 
  总之,在与丹麦班的对决中,中国班五局四胜。在与进步主义教育模式的对决中,传统主义的优势很明显。
 
  理解人性
 
  从上述两组数据看,基础教育模式传统主义大胜进步主义。这不科学啊!在奉行进步主义教育观的人看来,传统主义的全班教学模式,搞一刀切,像流水线生产标准化产品那样培养学生,压抑人性,摧残天性;进步主义施行个性化教育,鼓励学生自主探索知识,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水平与进度选择班级,并以小组围坐讨论的方式学习,老师只在知识探索的过程提供必要的指导与启发,这才是尊重天性、“因材施教”,两者的优劣还用说吗?
 
  到底哪里出错了?
 
  问题恰恰出在对人性的理解上。传统主义把未成年人当未成年人看待,认为家长与老师对未成年人有监护与督导之责,为了涵养其知识、素养与自律,对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施以必要的强制与纪律。极端的进步主义把未成年人当成年人看待,赋予未成年人像成年人一样的自由度,但未成年人身心发育未健全,怎么可能有成年人一样的自律与自负其责能力?没有自律与自负其责来平衡,自由就会沦为放任与胡来,反而害了未成年人。
 
  2014年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做了一项研究,对南安普顿和南京的562名小学生(9-10岁)的数学成绩做了测试,发现中国学生比英国学生的成绩高出20%-30%。研究人员分析了课堂情况,发现中国课堂(学生成排面向教室前面坐着)用72%的时间来进行全班互动,而英国课堂(学生分成小组围坐)只有24%。研究结论是中国的全班教学方式效率更高。
 
  全班教学让老师控制授课的进程,这是合理的,因为老师熟悉整个课程,知道课程的重点与难点在哪里,能够根据知识的重要性与难度有效地分配授课时间与资源,引导学生合理地分配稀缺的注意力资源,引导学生提出正确的问题。个人或小组自学,等于是让学生自行摸索,哪怕天资再好的学生也不可能达到与老师同等的对课程的全局性理解,由于时间与注意力资源分配的低效,学生在低水平知识与问题上打转那是必然的。
 
  学生的资质、自制力与进取心大致是呈正态分布的,极好与极差的都是少数,大多数人都差不多,全班教学方式,以大多数人的接受能力安排教学进度,这是合适的。接受能力稍差的可以被进度拖着走,实在跟不上进度的就补课。个人或小组自学,把未成年人当成高度自觉、积极进取的精英,或奢想未成年人有成年人一样的自制力,对人性的估计真是太乐观了,岂有不被现实打脸之理。
 
  白金汉大学教育与就业研究中心主任艾伦·史密瑟斯认为,英国课堂的弊端是学生自行其是,包括和朋友们闲聊,而老师却在别处,在利用时间和资源方面极其低效。
 
  不过,对所有课程一概施行全班教学模式,也未必合理。全班教学,照顾的是大多数人,优等生吃不饱,不利于培养精英。可在学科基础课程上保持全班教学模式,在高阶课程上按个人接受能力选择班级,就像大学分必修的大课与选修的小课那样。传统主义当然应该吸纳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授课方式,前提是要分清不同授课方式的适用范围。
 
  系统一与系统二
 
  现在我们要进入传统主义教育模式最核心的部分:高强度重复训练。进步主义反对之并恶其名曰“填鸭式”,主张并美其名曰“启发式”,似乎两者优劣不证自明。这里从认知的角度探讨一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写过一本书《快思考与慢思考》,将我们的认知系统一分为二。系统一:反应快速,依赖直觉,几乎不需要我们的努力就能完成任务,粗粝,包含各种偏见,不那么精确,几乎自动运行,随时运作,低成本、低能耗,这就是快思考。系统二:工作起来需要我们集中注意力,但理性精准,运行需要分析与推理的介入,高成本、高能耗,这就是慢思考。
 
  这两个系统,一个都不能少,但显然系统一控制的行为比系统二多得多。我们走路,设定了目的地与路线之后,基本是由系统一来控制的,左右脚交替迈步是不需要系统二持续发指令的;如果前面都阻挡,系统二就会介入,指令我们避让,然后又复归系统一控制。
 
  在进化发生序列上,系统一要远远早于系统二出现。系统一对图形、故事情节与地图线路这样的信息是高度敏感的,能快速处理,但对抽象的内容就无感,需要系统二来介入。我们远古的祖先掌握前一种信息是有生存优势的。可见,注重图像化直观、注重具体应用的“启发式”,适应了我们的大脑对具象信息的偏好,符合认知规律,让理解变得容易,能大大提高学习效率。在这个意义上,把“启发式”加到教育模式去,是极有必要的。
 
  那这是否意味着有了“启发式”就足够了,就不能有“填鸭式”了?否。人的记忆是呈指数衰减的,当时通过启发与探索理解了不及时巩固,时间久了也趋于零。传统主义强调及时反馈,以检验知识是否掌握与巩固;进行高强度重复训练,将记忆曲线在衰减前抬升若干次,使曲线尾端平缓化,以形成长期记忆,这把握了学习任何系统知识的普遍规律。
 
  从系统一系统二相互关系来看,高强度重复训练是极其关键的。这两个系统是有交流的,系统二可以成为系统一的奴隶,例如你不喜欢某个人,系统二就会找理由来合理化你的情绪,也可以反过来,系统二改造系统一,给系统一增加新的自动执行程序模块,方法就是通过高强度重复训练,这对知识的学习与技能的学习都适用。但前提是,高强度的重复训练要获得最佳效果,需要学习者有较强的乐趣。如果是与兴趣割裂的高强度训练,也可能对学生的创造性造成压抑。
 
  学习数学到一定程度,是有精准的“数感”的,这说明你的数学知识与能力已经整合到你的系统一上去了。学习驾驶到一定程度,就有精准的“车感”与“路感”;敲击键盘,你根本记不住某个字母的键盘位置,但你可以快速打出来,这说明这些技能已经加到你的系统一上去了。什么叫学成了一门知识或技能?这就是标准。
 
  高强度重复训练,既磨砺了你的系统二,也让你的系统一功能变得越来越强大。一个领域的顶级专家与顶级玩家,无非是TA系统一在这方面的功能被训练得越来越强大与精准。你在某个知识领域或技能领域的创新能力,其实是由你的系统一在这方面的功能界定的,“熟能生巧”就是对这一事实的朴素描述。所以说什么“填鸭式”抹杀创新能力是错误的。
 
  高强度重复训练的本质是、方向也应该是系统二控制与训练系统一,传统主义教育模式的精髓即在于此。当然,背离了这个本质与方向,那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填鸭式了。
 
  或有人说,你把高强度重复训练看得这么神奇,但为什么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不如丹麦学生?原因在于中国学校对英语高强度重复训练的方向有误。英语其实不是像物理数学一样的知识门类,而是像游泳开车一样的技能门类。现在的中式教育大量学英语的句法与语法,分明是把英语当一门知识。你学了再多的游泳理论知识与驾驶理论知识,也不会让你学会游泳与开车,你得下水与上路训练才行。
 
  如何看待“启发式”与“填鸭式”的关系?“启发式”是被动适应与利用系统一,高强度重复训练是系统二主动控制与训练系统一,两者是内在兼容的:在通过“启发式”获得更好理解基础上进行高强度重复训练,效果更佳;高强度重复训练,有助于形成长期记忆,增强系统一功能,达致更深刻的理解。传统主义当然应该接纳“启发式”,但切不可以为“启发式”可以代替“填鸭式”。
 
  中式教育的实质问题
 
  或有人说,你把传统主义说得像花一样,但如何解释中国从来没有出过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当然,杨振宁李政道在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仍是中国国籍,但这个问题仍是真真切切没法回避的。
 
  首先,前文已经建议,传统主义应该在基础课程保留全班教学方式的同时,在高阶课程上可按个人能力选择班级;在保留高强度重复训练的同时,充分考虑“启发式”,只是传统主义不应忘了自己的力量与优势所在。作为传统主义一种表现型的中式教育,是应该做这些调整与改善的。
 
  其次,日本基础教育长期奉行传统主义,虽然这十几年来也不断向进步主义靠拢,2002年,修订后的日本基础教育课程标准《学习指导要领》正式实施,要削减基础教育1/3的授课内容,进一步推行“宽松教育”,但仍可以作为传统主义的样本。迄今为止,日本已有22人获得诺贝尔奖,其中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有19人。这启发我们对“中国的诺奖遗憾”的求解应该转向别的角度。
 
  一个同构的问题是:在2014年美国GRE考试中,中国数学能力在所有国家中名列第一,但分析性写作惨不忍睹,有人归咎于中式教育忽视甚至压制对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但这其实不是教育方式的问题,而是教育内容的问题。中国中小学语文老师在教学生写作时,把引用名人名言及正着说、反着说视为论证,根本没有教学生如何通过证据与推理确立有效论证,训练的方式方向都是错的。传统主义是工具中性的放大器,既可以放大正确的内容,也可以放大错误的内容。
 
  同理,中国人要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之梦,在教育内容上必须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这是重中之重、急中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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