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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名人的读书方法(一)

来源:名人资料网 作者:名人


  诸葛亮:观大略法

  诸葛亮,在世人心目中,那是一位智者的化身。

  不过,罗贯中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一个文学形象,而且有些地方还将他神化了。陈寿的 《三国志》中的诸葛亮,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三国志》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诸葛亮与徐庶、石广元、孟公威一起读书,但读书的风格和方法却各有千秋。徐、石、孟三人 “务于精熟”,而诸葛亮 “独观大略”。

  “务于精熟”,就是认真精读,力求理解透彻,并烂熟于心。“独观大略”,就是说诸葛亮的读书方法与其他三人不同,独树一帜;他是从总体上高屋建瓴地把握书本的精神实质,而不被枝蔓问题所纠缠。看得出来,诸葛亮无论是打仗还是读书,都胜人一筹。

  怎样具体学习、运用诸葛亮的 “观大略”读书法呢?

  中年学者王通讯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掌握观大略读书法, “要紧的有五条:

  (1)要有一定的哲学修养,善于概括提炼。

  (2)既要钻进书中,又能站在书上,独立思考。

  (3)经常注意最先进的知识,站在本学科知识的前沿。

  (4)弄通最基本的概念、定理、原理,尤其是其中的关键者。

  (5)精通唯物辩证法。”

  陶渊明:不求甚解法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写过一篇 《五柳先生传》,文中云:“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意会,便欣然忘食。”这其实是陶老先生托 “五柳先生”以自道,描绘自己的读书生活,阐发自己对读书的见解。

  对于陶渊明 “不求甚解”的读书方法,历来褒贬不一。不肯苟同者认为陶渊明是提倡粗枝大叶、浅尝辄止的作风,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当然也有赞同陶渊明的方法的,比如:元朝人李治就说过: “盖不求甚解者,谓得意妄言,不若老腐儒为章句细碎耳。”李治的意思是,陶渊明 “不求甚解”的读书观,可以称得上是至理名言,不像某些迂腐的书呆子那样死扣章句而毫无出息。

  陶渊明不求甚解的读书法到底可不可取?不必匆忙下结论。我们先来仔细考察一下陶渊明的读书背景,分析一下他的话的原意,问题就会清楚得多了。

  陶渊明在回忆自己少年时代读书的情景时说: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可见他自幼就攻读儒家经典,他所说的好读书,自然是指读经史典籍。读经史书,必须读注,而汉代有的经学家所作的注释,连篇累牍,空虚繁琐,离题万里。如当时有一个小夏侯学派的人,光解释“尧典”两个字,就写了十余万字。这是一种很坏的学风,那些寻章摘句、牵强附会的学究式解释,对读书能有什么益处呢?非但无益,反而有害,会干扰对书的原意的领会、理解。所以,陶渊明提出 “不求甚解”的观点,是有针对性的。他认为不必花很多的精力去研究没有价值的注释,而应注意读原着,领会原作的基本内容。

  由此看来,如果将一顶 “提倡粗枝大叶”的帽子扣在陶老先生头上,就错了。陶渊明的 “不求甚解”法虽然是有所专指的,但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想想看,倘若不论读什么书都去 “求甚解”,那你一辈子能读几本书呢?对有的书就可以 “不求甚解”,翻翻便过去了;有的书,可暂时 “不求甚解”,等到需要“求甚解”的时候,再“求甚解”。

  杨大眼:耳读法

  耳读法,用耳朵能读书?除非是某些具有特异功能的人。一般正常的人,怎么能用耳朵读书呢?

  能!我国古代就有一位。南北朝时期,北魏有一员大将叫杨大眼,此人是一位常胜将军,很有威望。 《北史》卷三十七中记载了有关他读书的事迹:

  “大眼虽不学,恒遣人读书面坐听之,悉皆记识。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识字也。”

  你看,杨大眼虽识不了多少字,靠坐在那里听别人读书,居然收获不小,不仅记住了许多知识,还能口授布告文字。可见杨大眼的读书方法,还是行之有效的。

  这种读书方法,主要是依靠用耳朵听别人读书,故称之为 “耳读”法。

  耳读法虽然产生于古代,但现今仍有实用价值。已故着名学者邓拓就很推崇杨大眼的耳读法。他说,耳读法很适用于年老而不能看书的人,也很适用于现代的许多大政治家。这些大政治家,往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阅读和处理一大批书报和文件等等。他们既没有三头六臂,于是对一般的资料和文件,就只好由若干秘书人员分别帮助阅读和处理,而把最重要的字句念一两遍,如此看来,杨大眼的耳读法倒并不是落后的方法。

  其实,耳读法不仅仅适用于老年人和政治家,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用。比如,听收音机里的新闻联播、小说播讲、知识讲座等等,就等于是用耳朵读书。走路时可以听,坐在公共汽车里也可以听,甚至是在干某些体力活时,也可边干边听。既省时又方便,真可谓一举两得。录音机是比收音机更现代化的学习工具,我们可以把有关学习内容 (如外语等等)录进磁带里,随时听、反复听。

  韩愈:提要钩玄法

  唐代大学问家韩愈在谈到读书问题时,曾说过一句名言: “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后人将他的话概括为 “提要钩玄”读书法。

  按照韩愈的这个方法,读书首先要将书分门别类,然后按其性质类型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读书法。对于那些记事性质的历史书籍,阅读时必须提出纲要,也就是提纲挚领地将书中的主要内容抽出来;对于那些理论方面的书籍,阅读时则要注意探取其深奥的观点,也就是抓住它的精髓部分。

  读书若能做到提要钩玄,效果必定会好。因为 “提其要”,能使自己对书中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一目了然,对事件发生发展的原因清清楚楚,从而可以进一步了解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钩其玄”,便于把握重点,吃透精神实质,对某些重要观点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开拓视野,活跃思维,增长知识,提高水平,将书中的营养,化为自己的血肉。

  苏东坡:八面受敌法

  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的 “八面受敌”法,是很着名的一种读书方法。 “八面受敌”法是怎样提出来的,又作何理解呢?

  事情是这样的:有个名叫王庠的人在应制举时,向苏东坡请教读书方法。苏东坡就给他写了封回信,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书之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尽取,但得其所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之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以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实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似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内容丰富的书籍就像大海一样,百宝俱全,应有尽有。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将所有的东西都得到,只能得到自己所需求的部分。所以,凡是有志于读书的人,每次读书,只须集中注意一个问题。比如,你想研究历代兴亡治乱和明君贤臣的地位、作用,那你就可以只集中注意这个问题,不要再想别的什么问题了。又如,另一次读书,你想考虑史实古迹和经典文物,仍用同样的方法办理。其他方面以此类推。用这种 “八面受敌”法读书,看起来似乎迂钝了一些,但到了学成之日,是那些涉猎者们所无法攀比的。

  后人对苏东坡的这种读书法,多持赞成态度。如清末学者李慈铭就称赞道: “诚读书之良法也。”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村调查》中也说: “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 '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 “八面受敌”受到后人推崇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是一种高明的读书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将研究对象分为八个方面,然后各个击破,根据从八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加工整理,然后得出的结论,岂有不深刻、不全面之理!

  说到底, “八面受敌”法是分析法和综合法在读书方法上的巧妙运用。

  苏东坡在谈到他读 《汉书》的经验时说:“吾尝读《汉书》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财货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窍矣。”这是苏东坡运用 “八面受敌”法读书的一个具体范例。他读 《汉书》要读许多遍。将《汉书》分为治道、人物、地理等几个方面,每读一遍专门研究一个问题,结果他对书中的每一方面的问题,都了解得非常透彻。这个例子证明:用 “八面受敌”法读书,所取得的效果是显着的。

  陆游:有的放矢法

  “饮食起居,疾病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

  这是宋代大文学家,杰出诗人陆游读书生活的自我写照。他终生酷爱读书,以书为伴,与书为伍。不过,他读书虽多,却多而不杂,多而不乱。他读书都是有的放矢的。

  首先,他注意有系统地读书。用现代话来说,也就是根据自己建立知识结构的需要,从整体考虑,有计划地读一大批书。他从小立下大志,常用祖父陆佃 “映月读书”的精神勉励自己,决心要有系统地读万卷书。少年时,他攻读了大量古人的诗作;青年时,他从 “上世遗文”至“先秦古书”都读了个遍,尔后,又读完了 《六经》、《左传》、《离骚》等历史重要名着。

  其次,他注意结合研究专题读书。比如说,为了研究杜甫,他就选择了有关杜甫的书籍若干本,潜心攻读,结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 《老学庵笔记》等着作,写下了有关杜甫研究的独到见解。

  再次,他注意将读书与使用联系起来。他为了实现自己抗击外敌入侵,报效祖国的宏愿,一边习武,一边苦读兵书,准备来日疆场决战时派用场。他读 《孙子兵法》一书时还写了一首题为《夜读兵法》的诗:

  “孤灯秋霜夕,穷山读兵书。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

  朱熹:循序渐进法

  “或问读书之法,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渐进’”。

  这是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熹在 《读书之要》中提出的基本读书方法。何谓循序渐进?朱熹作了详尽的解释:以两本书而言,则 “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以一本书而言,则 “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他还要求: “未及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妄乎彼。”

  为什么要循序渐进呢?朱熹以生动的比喻说, “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处,不知自低处不理会,终无至高处之理。”

  朱熹的这个主张说明,读书要选定一个目标由浅入深,从最基本的书读起,读通一本然后再读另一本,读通一节然后再读另一节;而不能不分主次先后,杂乱无章地乱读一气。只要做到 “循序而渐进”地读书,就会收到 “意定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的效果。

  陈善:出入法

  南宋人陈善着有一部 《扪虱新话》。他在书中写道:

  “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所以入,终当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入,得尽读书之法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读书要知入知出入,就是要读进书中去,读懂,吃透,掌握书中的内容实质;出,就是要从书中跳出来,能够灵活运用书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开始读书时要求入,读书的最终目的是要求出。如果读书不能读进去,那就不可能理解 “古人用心处”,也就是说不能体会书中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明的艺术技巧;倘若读书不能跳出来,那就要 “死在言下”了,也就是说,思想被书本束缚住了,成了书奴、书呆子。只有懂得入又懂得出,这才是读书的好方法。

  陈善根据自己的读书经验总结出来的出入读书法,其精神实质就是告诉人们要活读书,而不能死读书。他的这种出入法,是比较全面的,既要求人们读书认真钻研,消化吸收书中营养,又要求将书本知识为我所用。

  处于封建时代的陈善能够针对时弊,提出如此有独创性的见解,这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

  孟子有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与这个读书方法可以说是相得益彰,在书的序中也有提到这个问题,“迷信书本,死读书,读死书,是读书人之大忌”

  董遇:三余法

  常常听见有人说: “谁不想读书呀?就是太忙,没有时间。”对于现代人来说,生活节奏加快,时间紧确实是很普遍的现象。不过时间这个东西,具有很大的伸缩性,正如鲁迅先生说的,时间就好像海绵里的水,只要去挤,总还是有的。

  看来有没有时间读书,就看自己会不会 “挤”了。

  我国古代就有许多学人是 “挤”时间的能手。比如说,汉代的着名学者董遇就很有一套办法。他提倡利用 “三余”时间读书,哪“三余”呢?他说: “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雨者晴之余。”意思是说,冬天,没有什么农活,这是一年之中的空余时间;夜间,天黑不能出去活动,这是一天之中的空余时间;雨天,不能下地劳作,这也是可利用的空余时间。抓住这三种空余时间,用来读书,肯定会有收效。

  当然,董遇所处的汉代的农业社会,与现代社会有很大的差别,但他那种善于抓紧一切空余时间的精神,对于今天来说仍然是适用的。

  古人有古人的 “三余”,今人也可以抓住今人的“三余”嘛!只要指导思想对头了,具体方法是可以灵活多样的。像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 “三上”读书法,也是可以借鉴的。欧阳修的 “三上”是指:“马上、枕上、厕上”。他经常利用这 “三上”时间看书或是写文章,效果极佳。

  其实,今人的 “三余”、“三上”法要比古人多得多。比如:开会前的几分钟有人在看书,排队买菜的队伍中有人在看书,候车室里有人在看书,坐在公共汽车上还有人在背诵古诗或外语单词

  看来,可利用的时间还是很多的,远不止 “三余”、“四余”,也不止“八余”、 “十余”,关键就在于自己肯不肯挤,会不会挤了。

  张溥:七录法

  明代文学家张溥,年幼时天资不佳,记忆力较差。虽然还算得上勤奋好学,但读过的书,过后便忘了。他很是苦恼,曾经气得用拳头擂自己的脑袋,大骂自己是笨蛋。

  不过,他并不因为自己天资较差而气馁,仍然刻苦攻读,孜孜以求。并且根据自己 “笨”的特点,想出了一个“笨”办法:

  每阅读一篇新的文章,都工工整整地将它抄在纸上,一边抄一边在心里默诵。抄完后高声朗读一遍,并不将它保存起来,而是立即投进火炉里烧掉。烧完之后,再重新抄,重新读。这样连续 7 次,一篇文章就等于读了14遍,不说滚瓜烂熟,但其主要内容总是记住了的。

  这样长年累月地读书、抄书是很辛苦的,张溥的手磨起了老茧,一到冬季,冻裂淌血,钻心般的疼痛,但他仍然坚持不懈,多年如一日地下他的 “笨”工夫。他还将自己的书房取名为“七录书斋”,以自勉自励。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的努力,张溥终于成为有影响的文学家,写出了 《五人墓碑记》等名作,并编辑了《汉魏六朝三百名家集》等有价值的书籍。

  当然,我们今天介绍张溥的 “七录”法,并不是要青少年朋友机械地去学习、模仿。在科学文化高度发展的当今世界,知识不断更新,信息不断膨胀,单凭 “七录”能“录”得了多少呢?但是,我们从张溥的 “七录”法中却能够得到一点启示:天资差,不足畏,天道酬勤;堡垒坚,亦不足畏,专而攻之,必能攻而破之。

  顾炎武:万里行路法

  清初年间,在鲁、冀、辽、晋的交通要道上,出现了一个行为有些奇怪的人。

  他约摸五十出头的光景,衣着简朴,带着两匹马和两头骡子。自己骑在一匹马上,另一匹马和骡子则驮着沉重的大筐,筐子里满满当当装的全是书。

  马在平坦的道路上走着,这个人坐在马背上半闭着眼睛,咿咿呀呀地背诵起来了。背着背着,忽然有一处 “卡壳”了,他便立即勒住缰绳,翻身下马,拿出书本将背不出的地方反复温习几遍。直到书背熟了,再继续策马赶路。

  每行至一处关隘要塞,他便去找几位老兵或退伍的小卒,仔细询问有关地理、历史等情况。如老兵们说的有些与书上记载的不相符,他便亲自到实地考察,一处一处地核对清楚,然后写下笔记。

  途中若是遇到好书和珍贵文物,他就买下来;若别人不卖,他就全文抄录或是借来读完了再走。

  这位游学先生姓顾,名炎武,是明末清初着名的爱国志士,也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学问家和思想家。

  他曾在文章中写道: “自少至老,手不舍书。出门,则以一骡两马,捆书自随,过边塞亭障,呼老兵谐道边酒垆,对坐痛饮,咨其风土,考其区域。若与平生所闻不合,发书详证,必无所疑而后已。马上无事,辄据鞍默诵诸经注疏”这里描述的就是他自己游学读书的情形。

  顾炎武这种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读书法,有许多好处:一、通过实地考察,能够纠正书本上不少错误的记载;二、能够将书本知识与实际相结合,学以致用;三、能够学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四、能够发现许多原来不曾读过的新书、好书。

  如本文开头所说的,顾炎武五十多岁以后开始的这次大规模的游学活动,到达了山东山西河北辽宁陕西甘肃等地,察看名关要塞,游历名胜古迹,跋涉名山大川,往来行程两三万里,所读新书又达一万余卷。

  由于顾炎武书本知识和社会知识都非常宏博,所以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历史、军事和治国之道等都有深刻的研究,一生着书几十部,卷帙浩繁,在我国学术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郑板桥:精当法

  清代着名画家、 “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艺术上造诣高深,他的画、诗、书被人誉为 “三绝”。郑板桥在读书方面也颇有见地。他说: “读书要求精求当,当则粗皆精,不当则精皆粗。”他还说: “读书求精不求多,非不多也,唯精乃能运矣,徒多徒烂耳。”

  郑板桥的 “精当”之说,就是要求读书要注意选择,不能捡到篮里都是菜,抓到什么就读什么,随便瞎读一气。不加选择地读书,不仅浪费时间,浪费精力,于学业无补,而且还可能受一些坏书的腐蚀,于身心有害。

  选择书籍要求 “当”,这“当”的标准要根据各人的实际情况来定。我们现在的 “当”与郑板桥那个时代的“当”肯定不同,就是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 “当”也大有迥异。一般说来,我们现在要从两个方面来选择适当的书:一是要考虑思想内容是否健康,对品德修养、陶冶情操有无益处;二是要考虑对自己的科学文化学习有没有帮助。

  郑板桥一旦选定了他认为 “当”的书,就潜心精读。他读书是很勤奋的, “舟中、马上、被底,或当食忘匕筯,或对客不听其语,并自忘其所语,皆记书默诵也。”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

  郑板桥还写过一首读书诗: “读书破万卷,胸中无适主,便如暴富儿,颇为用钱苦。”这里所说的 “适主”,是指自己的主张、主意,也就是说读书要坚持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做书本的奴隶。如果没有这一条,即使选到了再适当的书,再刻苦地精读,也是不能收到好的效果的。

  梅文鼎: 四不怕法

  许多人都说,我国是文明古国,也是历史上的科技强国,四大发明就是很有力的证明;只是到了明清以后就衰败了,科学技术落后了。

  落后是事实,但就是在落后的年代,也还有争气的科学家出现。清代的着名数学家梅文鼎就是一位。梅文鼎出生在安徽省宣城县,自幼跟父亲和老师学习天文和数学,后来成了 17世纪世界上最有成就的数学家之一,与英国牛顿日本的关孝和齐名。梅文鼎是怎样获得成功的呢?有人总结过他的读书方法,认为他读书有四个特点,现转引如下:

  “一是不怕难。遇到难懂的地方,他从不绕开,越难越去钻研。他常常为了弄懂一个难点,忘了吃和睡。

  “二是不怕烦。他所读的数学书,大都是流传很久的、残破不全的本子,读起来往往前文不接后语,很麻烦。梅文鼎总是耐心地设法抄写,凑成完整的本子。有时这本书与那本书文字有不同,即使只是一字之差,他也总要把它考订得清清楚楚。

  “三是不怕苦。他读书很勤奋,有一个叫刘辉祖的人曾经和梅文鼎住在一起,他对梅文鼎的学习情况最了解,他说: '每天夜里鼓楼上已经打四更了,梅文鼎还在灯下读书。天刚蒙蒙亮,他又起床读书了。

  “四是不怕丢面子。梅文鼎遇到自己实在解决不了的难题,就记在本子上。出门时,他就带上这个本子,只要遇到懂数学的人,就虚心请教,哪怕是年轻的学生,他也不耻下问。”

  叶奕绳:约取实得法

  “约取”而“实得”的读书方法,这是明末清初文学家叶奕绳的一个小小的创造。

  清朝人张尔歧在 《蒿庵闲话》中是这样记载的:叶奕绳生性迟钝,记忆力极差,读起书来往往如过眼烟云,前读后忘。不过,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天资较差而沉沦,而是奋发苦读,并想出了个 “笨鸟先飞”的土办法。

  每读一本书,凡是自己喜欢的篇章、段落或是格言、警句,就用纸把它抄录下来,认真诵读十余遍,然后一张一张地贴在墙上,每日多则抄上十余段,少则六、七段。每当做事累了,需要休息片刻的时候,他就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边走边读墙上的那些纸片,每天要读三、五次,直至读得滚瓜烂熟,一字不遗为止。等到四壁都贴满了,就将过去所贴的取下,收藏起来,再把当日新抄的贴上去,填补空白。就这样,随取随补,从不间断,一年下来,起码可以积累三千多段精彩的文字。数年之后,肚子里的 “墨水”就很可观了。由于有了丰富的积累,写起文章来便 “下笔如有神”。后来,叶奕绳竟成了一名学识渊博,文采横溢、擅长戏曲的着名文学家。

  他在总结自己的读书经验时,深有感触地说: “不如予之约取而实得也。”意思是读起书来,与其浮光掠影,一无所获,还不如像我这样每天记一点,看起来似乎取之不多,但是日积月累,到时候实际收获却不少哩!

  张尔歧对叶奕绳的 “约取实得”读书法推崇备至,并且联系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他说,我年轻时虽然听说过叶奕绳的这种读书方法,却没有照着做,待到年迈力衰,再回忆过去所读的东西,已一个字都记不起来了,以致下笔做文时感到很窘迫,真是后悔莫及。他还说,我之所以将叶奕绳的 “约取实得”法记入《蒿庵闲话》,目的就是为了使“此法不没人间”,使它一直流传下去,让后世那些 “少年有志者”得以借鉴。

  梁启超:注意法

  梁后超是我国近代的大学问家,写过 《读书法》、《治国学杂话》等文章,专门论述读书方法和治学方法的问题。

  他说: “昔人常说,好打灯谜的人,无论看什么书,看见的都是灯谜材料,会做诗词的人,无论打开什么书,看见的都是文学句子。可见注意哪一项,哪一项便自然会浮凸出来。这种工作,起初做时是很难,往后就很容易了。

  最初的方法,顶好是指定几个范围,或者作一篇文章,然后看书时,有关系的就注意,没关系的就放过。过些日子,另换题目,把注意力换到新的方面。照这样做得几日,就做熟了。熟了以后,不必十分用心,随手翻开,应该注意之点立刻就浮凸出来。读一遍,专提一个注意点;读第二遍,另换一个注意点。这是最祖的方法,其实也是最好的方法。几遍之后,就可以同时有几个注意点,而且毫不吃力。”

  梁启超所提倡的 “注意”读书法,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书报读了不少,可是闭起眼睛一想,脑子里竟然 “空空如也”,收获不大,有时甚至是一无所获。读书的时间用去了,精力也耗费了,却没有什么收益,这实在是不合算的事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细细分析一下,原来是读书时脑子里缺少一根 “弦”儿。也就是说脑子里没有带什么问题,没有明确的目的,所以书读完了就如同过眼烟云,留不下什么印象。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梁启超所说的 “注意”二字。读书时,你注意哪一项,哪一项便会自然地跳跃出来,映入你的眼帘,钻进你的脑子里。

  梁启超告诉我们,读书时围绕着一个题目,与此有关系的就注意,没关系的就放过。隔一段时间,再换一个题目,将注意力转移到新的方面来。这样读书就像在海滩上拾贝一样,每次都能拾到几枚自己需要的、漂亮的贝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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