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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名人的读书方法(四)

来源:名人资料网 作者:名人


  叶辛:我行我素法

  “我行我素”这个词儿,用以形容一个人的性格特点时,通常是带有一点贬义色彩的。但是,我们对待读书,却不妨来一点 “我行我素”。

  作家叶辛的读书生活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他说: “青少年时期,我在读书时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拿起一本世人叫好名声甚大的书来,左看右看耐着性子看,怎么也读不下去,我硬着头皮往下读,即使如此,仍然读不下去,我很苦恼。遇着的次数多了,我干脆把这样的书往边上放一放,读一点自己喜欢的书。久而久之,我琢磨出了些道道,在我喜欢的爱不释手的书籍里面,总有什么东西叩动着我的心扉,感染着我。那是什么东西这样有吸引力呢?这时我便采取精读的方法,在一卷书读完之后,翻过来再读一遍。由于已经知道了人物和故事情节,读第二遍的时候,我已不像初读时那样急着往下看,而是细嚼慢咽,细细地品味书中内容和语言的魅力,看作者如何塑造人物、谋篇布局。如若觉得第二遍仍不过瘾,仍不解其味,我便再读第三遍。这样阅读多了,我开始意识到,哦,原来书中有很合我胃口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形成的格调恰恰适合我的个性、气质、爱好。不知不觉地,书中的营养就在感染我的同时为我吸收了。”

  请注意,叶辛特别强调要根据自己的个性、气质、爱好来选择书籍,也就是说我根据我自己的特点,爱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至于别人怎么说我不管。这样读书,从阅读心理上来讲,是科学的。读书效果也是好的。

  所以叶辛把它作为经验之谈介绍给中学生伙伴们,并嘱咐说: “应根据自己的个性、气质、爱好去选择书籍,这对你尤其是对试图走上文学之路的青年朋友是有好处的。”

  杨贤江:口演笔述法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同志,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青年运动的领导人。他写过许多有关青年修养与青年教育的文章。他对青少年的读书问题也极为关心,曾在 《学生》杂志上发表过《论读书方法》 (一)(二)(三)(四)四篇文章,介绍了自己的和有关学者的许多好的读书方法。

  在 《论读书方法》(四)中,他曾写道:“读书之后,宜口演笔述则所得更多。因吾人读书,虽似已明意义,而往往尚未实在贴切,必向人述说所读者,而后所通晓者方不致模糊,亦不能错乱。”

  这里说的是为什么读书要 “口演笔述”,因为我们读过书之后,往往总是觉得已弄清了书中的内容,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搞清楚,这就需要向别人讲一讲自己所读的书,通过一讲,对书中内容的印象也就清晰了、深刻了。

  杨贤江还介绍了怎样口演笔述的方法,他说:“其法可立一读书社,一社以七人至十二人为度,每星期一次会集,各人先约定读书一种,聚会期,则请一二人陈说:所读书之内容大概,长短所在,并及着书者之生平,成书之略史。以次轮流,周而复始。”

  几个同学好友定期在一起谈谈自己读书的情况,的确是个好办法。那么有人说,我一个人独住在一个地方,没有与朋友交流读书心得的条件,怎么办呢?

  也有办法的,杨贤江接着说: “至如乡居僻处之士,独学无友,可以笔录之法代之。即每阅一书既竟,则述其大旨与长短,作为序或跋一首,录之于册。有所评论,不妨随意记之,以为后日比较自己学识讲退之证。古人所着读书记,皆是此例。”

  独学无友的人,读完一本书后,就随手写点读书笔记,可以写书的内容提要,也可以写读后的心得体会,还可以写批评的意见,写什么都行,长短也不论。这样一 “笔述”,不但对掌握书的内容有益,而且一旦写得多了,说不定还能像前人那样,出版一本 “读书笔记”之类的着作呢!

  邹韬奋:层次法

  略通一点中国新闻史的人,都会知道 “邹韬奋”这个名字。

  邹韬奋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新闻记者,而且也是着名的出版家和政论家。他那敏捷的文思,渊博的知识,与他善于读书是分不开的。他在谈到自己的读书经验时说:

  “特别为自己所喜欢的,便在题目上做个记号,再看第二次,尤其喜欢的,再看第三次,最喜欢的,一遇着偷闲的时候就常常看。”

  这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读书方法。我们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情形:面对一大堆要读的书籍,而不知怎样读才能收获大?那么请不用犯愁,你可以仿效邹韬奋的办法,分层次阅读。

  第一个层次是泛读,像鲁迅那样拿起书来随便翻翻,注意浏览,通过浏览发现有必要重读的书或某些章节。

  第二个层次是略读,将泛读时选出来的书,粗略地读一遍,通过略读发现有必要反复研读的书或某些章节。

  第三个层次是精读,将略读时选出来的书或章节,细细地咀嚼品味,吸收书中的营养。

  这样分层次读书,一层一层地筛选,就可以保证所读的书既博又精,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且保证了科学地运用读书的时间和精力,一般的书花的时间和精力少,精华的书花的时间和精力多,轻重有别,详略有致。比对所有的书都平均使用力量,盲目地瞎读一气,效果自然要好得多。

  艾思奇:闹中求静法

  谁都希望有一个安静幽雅的读书环境,然而,这种环境条件是不容易得到的,实际上,我们常常必须在喧闹嘈杂的情况下工作、学习。这就要求我们练就一套闹中求静的本领。

  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有一手 “绝招”。

  他在 《读书生活》杂志社工作时,工作负担非常重。家里人怕他累坏了,就借来一架留声机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希望他能在美妙悦耳的乐曲声中松驰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却不料,尽管音乐声再大,他压根儿就听不见,仍然埋头工作,就像沉睡在梦境不能醒来一样。

  这种闹中求静的本事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有了这种本事,无论在多闹的情况下都能静下心来读书、工作,这就能比别人赢得更多的时间,终生受益。

  闹中求静,实际上是意志力的体现。意志是靠磨炼出来的。

  艾思奇从小就注意这方面的锻炼。他在昆明市一中上学时,就常常故意到乱哄哄的街市边上或操场上去读书。后来,他到日本求学,课余时间,别的同学都在聊大天或是唱歌跳舞,好不热闹,而他却一个人坐在墙角,埋头看他的书,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似的。有个同学怀疑他是否真的能够读进去,就一把抢过了他的书,问道: “刚才读的是第几页?什么内容?”艾思奇竟能对答如流,回答得既准确又具体。

  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也是这样锻炼自己的,他常常天刚蒙蒙亮,就拿着一本书到菜市场旁边去读,任凭那卖菜的吆喝声和讨价还价的争吵声多么刺耳,他都坚持集中注意力读书。正因为有这方面的锻炼,所以他后来能在行军打仗的动乱的情况下看书、工作,能够在马背上写出绝妙的好诗来。

  如果哪位同学还不具备闹中求静的本领,那就趁自己年少时抓紧练吧!

  冯定:广、专结合法

  哲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教授冯定先生是一位青年修养问题的专家,他的 《共产主义人生观》等名着曾在青年中产生过巨大反响。他在另一部书 《人生漫谈》中专门辟了一章来谈学习问题。他主张青年人读书 “必须分为两个方面,就是广和专,两者相结合, '有阵地前进’,才既能巩固战果,又能扩大战果。”

  他认为: “广就是使自己具有的常识,能够不断提高和充实,但只求知其大概,而不必样样都专,件件都通,因为事实上这是办不到的。专,最好和自己的业务结合起来进行,从系统地占有材料入手,并使理论和实践经常密切结合起来,效果自然更好。”

  冯先生还告诫青年人,要真正做到 “术业有专攻”是很不容易的,他说:

  “专,必须刻苦钻研,不费一定的脑力,不花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艺术大师梅兰芳之受人爱戴和尊敬,既有政治上的因素,更有艺术上的因素。政治上,他由爱国主义者,进而成为社会主义者;在艺术上,他对于每一句唱词,每一段做工,每一种表情,每一个手势,都是细经琢磨,详加探讨,终生苦心孤诣,无时或懈。从事文学艺术的人是这样,从事科学技术的人也是这样;从事社会活动、社会工作的人,又何尝不是这样。无产阶级的导师,如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其学问都是广得惊人而又专得惊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书,都是先总结了许许多多的经验和搜集了许许多多的资料,才动手的。列宁仅在写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时,就曾先阅读了几百部书和几百篇文章,并且做了读书 '笔记’。毛泽东同志是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然而历史、文艺等等方面知识的广博,也是使人敬仰不已的。总之,不论是在什么方面,不论是在什么部门,谁要是希望有所成就,除了专心致志,付出辛勤的劳动之外,是没有任何捷径的。”

  顾颉刚:质疑法

  我国现代着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1927年2月为厦门青年作过一次演讲,演讲的题目就是 《怎样读书?》他在演讲中说:

  “我们的读书,是要借了书本上的记载寻出一条求知识的路,并不是要请书本子管我们的思想。所以读书的时候,要随处生疑。换句话说,就是读书的时候要随处会用自己的思想去批评它。我们只要敢于批评,就可以分出它哪一句话是对的,哪一句话是错的,哪一句话是可以留待商量的。这些意思就可以写在书端上,或者写在笔记簿上。逢到什么疑惑的地方,就替它查一查。心中想起什么问题,就自己研究一下。这样的不怕动手,肯写肯翻,便可培养自己的创作力。几年之后,对于一门学问自然就有驾驭运用的才干了。”

  读书要敢于质疑、善于质疑,这是顾先生的一贯主张。他在另外的场合还说过: “我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不肯随便听信他人的话,受他人的管束。质疑就是要提出问题,大胆地怀疑书上的某些观点和结论,不管你是名人也好,名着也好,我都敢于以批评的眼光去读。”

  古人说过: “学则须疑”,“尽信书,不如无书”。这些话将质疑法的重要性说得很透彻。如果书上说什么就信什么,不问青红皂白全盘接受,就会把书上一些错误的观点和材料当成正确的东西吸收,戕害自己不算,还可能谬种流传,贻误后代;再说,读书尽信书,思想就被书本束缚住了,创造力也就被扼杀了,那还怎样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超过前人呢?

  顾颉刚说,读书须疑,就是要运用自己的判断力, “只要有了判断力,书本就是给我们使用的一种东西了。”

  范文澜:天圆地方法

  着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一生是勤谨治学的一生,他积累了许多读书和做学问的宝贵经验,为我们留下了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

  范文澜一贯主张读书治学要做到 “天圆地方”。

  所谓 “天圆”,就是要有灵活的头脑,勤于思索。他常常引用孔子的话: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提倡独立思考,要求学与思统一,反对照搬本本的教条主义。读书要勤于思考,善于思考,领会分析书中内容的精神实质,而不能死记硬背个别词句或个别原理。

  所谓 “地方”,就是要能坐得下来,埋头苦干,潜心于读书和科研工作。他曾说过:读书做学问要强调一个 “坚”字,“坚就是对做学问有坚定的信心,坚持的耐心,坚强的毅力。方针决定以后,认真做下去,要有不知志之将至的精神。”他不仅这样提倡,而且身体力行。1940年,他在革命根据地延安开始编写 《中国通史简编》,此后30 年中,无论国家和社会经历了多大的变化,不管自己经历了多少顺境和逆境,他都矢志不渝地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埋头编他的 《中国通史简编》,一直奋斗到最后一息。

  范文澜认为, “天圆”和“地方”是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必备的两个条件,倘若缺乏这两个条件,将 “天圆”和“地方”倒过来,变成了 “天方地圆”——既不会思索,又不认真读书、做事,那就将一事无成了

  冯友兰:四字法

  着名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读书方法,归纳起来是四个字:精、解、知、明”

  精,即 “精其选”。读书须有选择,否则在茫茫书海中会迷失方向。可以把书分为要精读的书、可以泛读的书、只供翻阅的书三大类。究竟哪些书值得精读?这要根据自己的专业来选定。一旦选定的书,就要认真地、扎扎实实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解,即 “解其言”。读书,尤其是读古书,首先必须弄懂它的文字,因为文字是书的语言。语言有中外之分,古今之别。中国的古书是用古文写的,不同时代的古文又各有差别。如果不攻破这道语言文字关,就看不见关里边是些什么东西,光站在关外指手划脚,那怎么行呢?

  知,即 “知其意”。读书不能只注意字面上的意思,死读书,而必须注意字里行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如果仅只局限于语言文字,死抓住语言文字不放,那就成为死读书了。

  明,即 “明其理”。读书仅至得其意还不行,还要明其理,才不至为前人的意所误。只有做到这个程度,才算是把书读活了。能够用书而不为书所用,读书就算读到家了。因为意只是写书人主观的认识,而不一定完全符合客观真理,所以读书时要注意用客观真理的标准来检验。

  杨公骥:扫清外围法

  史学教授杨公骥说:

  “学习研究犹如攻坚:攻坚城必须扫清外围,因为坚城与外围乃一整体,后者不破,前者难拔,学某一学科也必须兼通相邻学科,因为任何一个学科都不是孤立发展、独立存在的,都与其他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杨教授是怎样扫清外围的呢?

  这里列举他读书的一个例子:他年轻时为了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问题,阅读了很多论着,但是越看越觉得如坠五里雾中。于是,他就开始清扫 “外围”了,找了《金甲文》、 《殷墟报告书》、《古代社会》以及考古学、经济学、哲学等方面的书来读,由于丰富了相邻学科的知识,触类旁通,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这种先扫外围再攻城的方法,是符合阅读规律的。历史上有不少“清君侧”的故事,为了打倒皇帝,必须先将皇帝周围的心腹大臣除掉。“清君侧”与 “扫外围”都是同样的道理,一个学科的相邻学科也与“君侧”和 “外围”差不多,“君侧”与“君主”、“外围”与“坚城”、相邻学科与本学科,都是有其内在联系的,由此及彼,彼通此通。倘若不明了这个道理,不扫除 “外围”,只知埋头“攻城”,读书效果是不会好的。

  吕振羽:约、博、精法

  着名历史学家吕振羽先生在谈到如何读历史书籍时说:“学习历史,依据我个人片面的粗浅的经验,可以分作 '约’、'博’、'精’三步走。”

  所谓 “约”,就是要打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与历史知识的基础,选读有关经典着作和历史着作。在经典着作方面,马克思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 《序言》、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等,都应该作为基本读物。在中国历史着作方面,可以读范文澜的 《中国通史简编》和 《中国近代史》第一分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吴玉章的 《辛亥革命》等。在读的时候,不妨由粗读到精读,必须把它读懂;对其中疑难的地方,随时参阅别的书籍,校对原始材料。通过学习,掌握历史的基础知识和别人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钻研打下基础。关于史料方面,可以读 《纲鉴易知录》,历代历史演义或舒屋山人着 《二十六史演义》,进一步可以读《史记》,《资治通鉴》等。

  所谓 “博”,就是扩大知识领域和眼界,不只是要博览经典着作以及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着作,而且要博览现代、近代、古代各家的历史着作和史论,博览有关原始资料性的主要书籍和文献,还要阅读其他学科同历史有关的重要着作。这些书怎样读呢?那就应该 “博”中有“约”,或浏览,或翻阅一过,知其大概;同时要由“段”而“全”,即由断代史到全部通史,由 “博”而“通”,即选读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等专史,再到通史,然后加以分类排比,加以贯穿。

  所谓 “精”,就是要选择一门(或专史或断代史),深入钻研,求得精通,集中各方面有关的书籍和资料,博览,细读,深钻,斟酌诸家之言,互相印证,校勘,材料期于精当,论点区分正误,重现历史面貌,洞察内在联系,等等。

  吕先生的 “约、博、精”读书法,虽然指的是学习历史,但对于我们阅读其他学科的书籍,也是很有启发的。

  施蛰存:理智法

  青少年朋友大多爱读书,有的人整天抱着大部头的小说,手不释卷,如痴如醉。他们这样读书,书虽然读了不少,可收效却并不一定大,这是什么原因呢?

  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着名教授施蛰存先生在谈到自己的读书经验时,对这种现象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青少年时期 (即从十四五岁到二十岁这一段时间),是 “用感情去读书”的。“从童话看到中外古今新旧小说,每读一本书都和书中人物融合为一,仿佛自己就是济颠僧、武松、李逵、黄天霸、贾宝玉或堂·吉诃德。”

  而到了二十岁以后,他就开始注意 “用理智去读书”了。“《水浒传》看了第二遍、第三遍,书中人物再也不能和我合二而为一。我注意的是作者描写潘金莲和潘巧云的方法有何异同,七十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孰优孰劣,金圣叹的评语可信不可信。用这副眼光去看小说,即使说当时也有可乐之处,毕竟不是青少年时期那种乐趣了。”

  从 “用感情读书”到 “用理智读书”,这是一个质的飞跃的过程。施蛰存先生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 “好比吃菜,青少年时期是为了追求美味,中年以后就要注意到营养价值。”倘若单纯为了 “美味”——消遣或追求情节刺激去读书,就会不自觉地被书本牵着鼻子走,收效甚微,而有目的地为汲取书中 “营养”去读书,就会自觉地以审视的目光对书本进行分析,注意吸收书中好的内容、新的知识、写作技巧、优美语句,收获自然就大。

  青少年朋友应该尽早完成从 “用感情读书”到“用理智读书”的飞跃,辩证地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施先生下面这一段话,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 “一个人,能不能经常读书,有志于不断提高文化水平、不断扩大知识面,完全决定于中学阶段。我虔诚奉恳中学语文教师,要做好对中学生课外阅读的指导工作。中学生应该读些什么书,不必太严的限制,主要是必须善于培养他们爱读书的习惯。一个高中毕业生,除了教本之外不读书的人,是没有希望的。而一辈子光读小说的人,同样是没有希望的。”

  王力:由博返约法

  着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有一次对他的研究生说: “对于由博返约,现在大家不很注意,所以要讲一讲。”

  什么叫做 “由博返约”呢?王力作了解释:就是“从博到专”。所谓由博返约,也就是说,读书时要注意处理好 “博”与“专”的关系,不能只 “专”不“博”,而应该先“博”后“专”。

  为什么要由博返约呢?王力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研究一门学问,不能说限定在那一门学问里的书我才念,别的书我不念。你如果不读别的书,只限于你搞的那一门的书里边,这是很不足取的,一定念不好,因为你的知识面太窄了,碰到别的问题你就不懂了。过去有个坏习惯,研究生只是选个题目,这题目也相当尖,但只写论文了,别的书都没念,将来做学问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将来做老师,那就更不好了。”

  王力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将由博返约的重要性阐述得清清楚楚。接着,他又告诉学生们应该怎样由博返约。他举了一个例子说: “作为汉语史的研究生除了关于汉语史的一些书要读,还有很多别的书也要读,首先是历史,其次是文学,多啦。”

  由博返约读书法,虽然是王力先生对研究生提出的要求,但对我们中学生也同样是很有启发的。

  钱钟书:求证法

  着名学者钱钟书先生治学极为严谨,他读书不肯放过一个疑点,非得要多方考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这里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证明钱先生这种实事求是的读书精神。

  清代袁枚在 《随园诗话》里批评毛奇龄错评了苏轼的诗句。苏轼诗说: “春江水暖鸭先知”,毛奇龄评道:“定该鸭先知,难道鹅不知道吗?”袁枚很生气,认为照毛奇龄的看法,那 《诗经》里的“关关睢鸠,在河之洲”也是错误的,难道只有睢鸠,没有斑鸠吗?

  袁枚和毛奇龄的这一场笔墨官司,谁是谁非,一般人看看也就过去了,但钱先生不然。

  他去找出 《西河诗话》卷五本来,要看看毛奇龄原话到底是怎么说的。毛奇龄的原意是:苏轼诗是摹仿唐诗 “花间觅路鸟先知”句,但摹仿得拙劣。人在寻路,鸟熟悉花间的路,所以鸟比人先知。而水中的动物都能感觉出冷暖,苏诗说只有鸭先知,就不对了。

  那么苏轼的诗句的确是错了吗?钱先生并不罢休。他又找来苏轼的原诗 《题惠崇春江晚景图》:“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原来苏轼是题一幅画,画面上有竹子、桃花又有春江,江里还有鸭子,所以写 “鸭先知”。看来苏轼并没有错,还是毛奇龄错了。

  为了进一步将问题搞清楚,钱先生又查出了唐人张渭的原作 《春园家宴》: “竹里行厨人不见,花间觅路鸟先知。”人在花园里寻路,不如鸟对路那么熟悉,这是写实。而苏诗说鸭先知水暖,是写意,意在赞美春光,这是对画面意境的升华,是诗人诗心的独特感受,应该说,苏诗 “鸭先知”比张诗“鸟先知”更高明。

  最后,钱先生又引用了王跖运 《湘绮楼日记》(卷二六)中称赞苏诗是 “上上绝句”的话,作为佐证,才下结论,认为毛奇龄是错误的: “会讲理学的,讲诗往往别具心肠,卑鄙可笑,不懂得东坡苦心。”

  朱光潜:读写结合法

  着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年轻时曾留学英、法,学过文理科不少专业的功课,他尤为喜欢文学、心理学和哲学三科。他读书是很勤奋、很认真的,总是一边读一边写读书笔记。随着学识的不断增多,他就不光是写读书笔记,而是边读书边写起论文和着作来了。还在学生时代,他就写出了 《文艺心理学》、《美学》、《悲剧心理学》等多种专着。

  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朱先生后来在向青年学生介绍读书方法时,总是提倡边读书边写作。他说: “做学问光读不写不行。要写就要读得认真一点,要把所读的在自己头脑里整理一番,思索一番,就会懂得较透一些,使作者的思想经过消化,变成自己的精神营养。”

  边读边写,能促进读书。倘若一般性地读读,往往如过眼烟云,理解不深,记忆也不牢。将读书和写书结合起来,就促使自己读书时深入思考,并进行分析综合,把握住书的内容,并将其中的精华部分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血肉。这样一来,书就读进去了。

  当然,这是指精读而言,对于重要的有价值的书要这样读。对于一般的书,随便翻翻,浏览浏览也就可以了。不是读什么书都要边读边写书的,也不是读什么书都能边读边写书的。再说,边读边写,也并不是要求非得一定写书,写点心得体会,写点读后感,记录点书中的内容提要,摘抄点名言警语,都是好的。

  冯骥才:定向浏览法

  冯骥才是一位知名度较高的中年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有人向他提了一个问题:

  “你读书的习惯与方法是什么?”

  冯骥才回答说: “成为专业作家以后,我每天的时间被写作和各种事务安排得很紧,而当今的时代又是产生大量信息的时代。因此,为了拓宽视野,把握主要信息,我习惯于多看报刊文摘,了解新的观念,以求得信息的 '最佳质’。我读书的主要原则是:定向和浏览,对于社会上较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和文章再进行精读。”

  定向和浏览相结合,这是冯骥才读书的显着特点。

  定向能使读书目的明确。冯骥才是一位作家,他读书都是为创作服务的。他说: “我喜欢有意识地自己找些书来看,习惯于凭着需要与欲望读书。如: 《创作心理学》、《接受美学》、《文艺欣赏学》等,还有些古今中外作家的创作谈和文艺理论等知识性书籍。”

  浏览能拓宽视野,扩大信息量,而且冯骥才的浏览不是一般的浏览,他善于抓住各种书刊的精粹,盯住各类新观念、新知识的精华,因此,他获得的信息是 “最佳质”的信息。

  在定向和浏览的基础上,冯骥才也主张 “精读”,精读社会上较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和文章。 “定向→浏览→精读”,冯骥才的这一套读书方法是较为全面、完整的,同时也是具有现代意识的读书方法。

  高亨:一通百通法

  着名学者高亨先生早年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就学时,曾选定 《韩非子》一书作为主攻的对象,悉心钻研。他的毕业论文 《韩非子集解补正》,就是这次阅读、研究的成果。这篇论文受到了梁启超王国维两位大学者的赞扬。

  读通了 《韩非子》之后,高亨一发而不可收,接着又研读了许多周秦的其他重要古籍。 《韩非子》一书成了他研究周秦典籍的起点,从这本书出发,他读通了其他一系列的书,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

  高亨先生后来在总结自己的读书经验时说: “一经通,百经毕。”意思是说,认认真真地读通了一本书,其他许多书也就触类旁通了,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一通百通”。

  “一通百通”的前提条件是“一通”,通要真通,而不能似通非通。有的书看起来似乎 “通”了,但未必真通。真正按高先生“读通”的要求来衡量,就会发现自己对书的某些字句根本没有确切的理解;对于书里的许多难点、疑点,原来也没有认真去思索;甚至连书的主要内容都归纳不起来。所以,对 “一通”要下真功夫。“一通”是走向一条治学之路的第一步,只要 “一通”真“通”了,才有可能“百通”。

  高先生的 “一经通,百经毕”,当然是做大学问的经验之谈。我们即使暂时不准备做大学问,在平时读书中,也不妨经常以一个 “通”字反省自问,督促自己踏踏实实地认认真真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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