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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名人的读书方法(五)

来源:名人资料网 作者:名人


  钟敬文:开放法

  “在买书和阅读上我是主张开放主义的。”

  这是着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钟敬文先生对读书的见解。

  他认为,读书博览与精读的辩证关系,古代的学者已经早见到了。长期以来,他虽然有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但在购书和阅读上一直主张开放一些,不必过于拘泥。

  他说: “见识面太狭,即使专业学识比较深湛,也是有缺陷的,因为知识领域虽然可能 (也必须)相对区分,但是它们中间往往都是相通的。知识面太窄,就处处隔绝了。古人所讥笑 '孤陋寡闻’,原因就在这里吧。跟博览相连,我也主张精读。西洋有句名言,大意是留神那熟读一本书的人。我们知道世上的确有些大学者、大作家,他们是从一两部名着里获得无穷益处的。据说清末民初古文家 (也是个有名翻译家)林纾,他晚年书桌上只放着一部 《史记》。我们不能说,林先生生平只读过这部古史籍,也不能说他晚年古文的好处只得力于太史公书。但是太史公书,对林文的谋篇、布局和措辞等,曾给予不小影响,大概无疑的。有一部书是从青年时一直到现在仍放在我的床头书案上 (现在手边的两个本子,是第三四回新购的了),那就是王渔洋选的 《唐人万首绝句选》。我现在偶然把它吟咏一两页,仍觉得有所会心。另外一部,是普列汉诺夫的 《无地址的信》。这本书,在过去四五十年里,我反复读过许多次。在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它是教我懂得生物论、艺术论的启蒙老师。到今天它还不失为我学术上的益友。”

  钟先生的 “开放”读书法,实际上就是说,读书也要思想解放一些,根据自己的情况和需要,该博的就博,该精的就精,不管采取什么方法来读,只要对自己有帮助就行。钟先生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将博与精的辩证关系和利弊得失讲得很清楚,这对后辈读书者是会有深深的启迪的。

  郭豫适:无定法

  着名红学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导师郭豫适教授,在论及读书方法时,提出一个非常独到的观点: “读书无定法”。

  他说:“读书以何种方法为好?是博览还是专研?是细读还是粗读?是有目的有计划地阅读好,还是兴之所至自由地阅读好?是带着一定任务读书好,还是不带任务读书好?是 '苦读’——咬文嚼字、寻根究底地读好,还是 '乐读’——轻松愉快、赏心悦目地读好?如此等等。古人云: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觉得读书和作文一样,各人情况不同,具体方法有异,各人成功的经验和体会也不全一样。”

  郭教授自己的体会就是:读书无定法。他认为,很难说某一种方法最好。要说最好的方法,那就是各种办法兼容并包,根据实际情况分别采用。

  郭教授主张对各种读书方法,要进行辩证的具体的分析,比如说: “博览有博览的优点,专门研读有专门研读的好处。带着任务读书,其好处是目的性强;不带任务读书,其好处是兴趣自由。细读、 '苦读’,好处是深入钻研,细心体会,缺点是太花时间精力,而且有时颇为辛苦;粗读、 '乐读’,好处是省时省力,履盖面广,缺点是浮光掠影,不求甚解。”

  既然各种读书方法都有利有弊,那么究竟采用何种方法读书呢?郭教授以为,这要 “从实际出发,阅读方法取决于阅读目的和阅读条件。就前者说,可以是为了完成某一任务,可以是为了一般地增加知识,自然也可以是为了业余消闲,从书里得到某种安慰或精神享受。就后者说包括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各人所处时、地不同,条件各异。不过读书即使有千种不同百般殊异,归纳起来,无非就是两种:研究式的阅读和非研究式的阅读。每个有阅读能力的人,我以为这二者均有需要。”

  郭教授还进一步指出:研究式的阅读和非研究式的阅读这两者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能互为转化的。比如你本来是为研究而读书,开头无甚兴趣,可是随着阅读、研究的进展,兴味可能越来越浓;或者你原来只是出于兴趣读书,可是读着读着,也许就会酝酿出一个有意思的研究题目来,这时候,研究式和非研究式,兴趣式和非兴趣式两种阅读便结合在一起了。

  金开诚:蜘蛛结网法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金开诚说: “蜘蛛之所以能随时捕获小虫,就因为它那个网是联系、结构得很好的,假如蜘蛛东吐一丝,西挂一缕,那么它到处爬动也不会有什么收获。所以在学习上要做一个有心人,要善于触类旁通,以至融会贯通。”

  这是金开诚的读书方法,可以名之曰: “蜘蛛结网法”。

  金开诚就是依靠这种读书法取得治学上的成功的。据知情者介绍:金开诚在北大任教20 多年中,讲过许多种课程,先是研究现代文学,后又转向古典文学,继而又换到新闻专业,再后又换成古代文献专业,所研究的对象和所读的书都很杂。

  杂,自然是学习的不利条件;但金开诚却有对付 “杂”的办法。他边读书边 “结网”,将各种繁杂的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以某个课题为一个时期的中心,围绕中心放射出几根主干式的纬线,再把各种各样的知识围绕着中心在纬线上联结起来,使本来杂乱的知识挂在 “网”上,形成一个独特的知识结构。

  具体说来,就是把 “文艺心理学”作为一个时期的中心,将各种各样的知识环绕着这一中心联结起来。这样,不管是读书、阅报,还是看电影、电视,都能够找到为这个中心服务的东西。天长日久,金开诚的那张知识的 “网”围绕着中心越结越大,渐渐地就成为一个科学的知识结构。所以,他在 “文艺心理学”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他开设的这门课受到广泛的好评,他的 《文艺心理学论稿》一书成为畅销书。

  金开诚的经验告诉我们:读书杂一点没有关系,只要善于结 “网”,那么所学的知识就会杂而不散,杂而不乱;网结得好,杂乱就会发展成为渊博。

  章培恒:花海酿蜜法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章培恒,是我国近年来崛起的一位成就卓着的文学史专家。他的专着 《洪升年谱》被列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优秀书目。1979年,他作为日本向我国聘请的第一个汉文学家,到神户大学授课,获得日本同行的好评,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章培恒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读书得法。他的“花海酿蜜”式的读书方法,为世人所称道。

  所谓 “花海酿蜜”读书法,就是在确定一个研究专题之后,广泛收集、阅读与此专题有关的书籍和资料,犹如蜜蜂采集花粉一般,采来之后,经过加工,将花粉酿成蜂蜜,从而形成自己独创性的见解。他撰写 《洪升年谱》的过程,就是典型的例子。

  章培恒年轻时对清代戏曲家洪升产生了兴趣,但是关于洪升生平事迹的资料却极少。为了能正确、中肯地评价他的代表作 《长生殿》,章培恒决心把洪升作为研究对象,搞清他的生平年月、生平经历、创作思想等情况,编写出一部 《洪升年谱》,以填补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确定了研究目标之后,章培恒便奔忙于 “花海”之中了。他首先到洪升生活过的杭州翻阅有关资料,掌握了一批洪升的佚着、佚文等新资料。接着,他就着手研究洪升的作品。洪升有三本诗集,其中 《稗畦集》的一部抄本和 《稗畦续集》的刻本在南京图书馆,他就赶往南京去查阅、摘抄;另一本洪升早期作品 《啸月楼集》,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为天下孤本,他听说中国科学院文研所有这本书的全部照片,就千里迢迢,自费赶赴北京借阅。

  就这样,章培恒翻阅了四百多种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从中收集了大量有关洪升的各种史料,然后进行分析研究, “加工酿造”,形成自己的研究成果。经过五年的艰苦努力, 《洪升年谱》的初稿终于完成了。

  牟世金:如临大敌法

  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牟世金是研究古代文论的专家。他在短短的五、六年中,出版了多种专着,并在国内外发表论文七十余篇,共计一百三十多万字。他的 《雕龙集》一书被评为山东省1981—1983年度文学研究方面唯一的一等奖。他的论着多次被香港翻印出版。1985年 7 月,日本出版的 《中国文学语学论集》将牟世金的论文《刘勰原道论的实质和意义》放在同类文章的首篇。牟世金教授的论着涉及经史子集、诸子百家,知识广博,足见他是一位博览群书者。他的读书方法很奇特,他自己是这样说的:

  “我近年读书,已成怪癖,打开书本,就如临大敌。”

  所谓 “如临大敌”,实际上就是多思善疑,读书时勤于思考,敢于提出疑问,而不是书上讲什么就信什么。他读书时总是边读边在书上画着红蓝两色的线条,那蓝线便是表示有疑问的地方。即使是像 《辞源》这样比较好的工具书,他也要 “如临大敌”一番,发现其中的某些错误。有关 《文心雕龙》注释的着作,向来是以范文澜本为权威的,但牟世金既尊重它,又不轻信它,从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出发,对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给予纠正。比如, 《史传》篇中有一句话说:“宣后乱秦,吕后危汉”,范文澜引用 《史记·匈奴利传》中的话,将“乱”解释为 “淫乱”。牟世金仔细研究原文,认为“宣后乱秦”与“吕后危汉”性质相同,都是属于政治问题,与淫乱毫不相干,于是引用《史记·穰候列传》和 《范睢列传》中的史实,正确地解释了“宣后乱秦”的意思。

  需要说明的是,牟世金 “以书为敌”,并不是怀疑一切,目空一切,而是要使 “敌”转化为“师”,从中受益。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时倘若人云亦云,被书本牵着鼻子转,就不仅有可能上当,而且不能将书本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见解,毫无建树,充其量不过是个活 “书橱”而已。读书多思善疑,不仅可以发现很多书中的谬误,而且许多富有创造性的独到见解也就在 “疑”中形成了。

  “如临大敌”般地读书,速度自然很慢,并且是很费力的,需要有耐心和毅力。这样读书,读一次会有一次的收获和提高,即使有时看起来似乎白费了力气,但实际上也都有看不见的功效。

  王通讯:人—资系统法

  中年学者王通讯是一位研究人才问题的专家。他通晓人才成长的规律,深知读书与成才的关系,因此,他主张读书应该有目的,目的就是学有所成。

  为了能够学有所成,他认为应该建立一个人与资料有机结合的信息系统,简称 “人—资系统”。而读书过程,也就是建立人—资系统的过程。

  王通讯说,人资系统应该由三个分系统组成:一是图书系统,二是卡片系统,三是大脑系统。

  那么怎样来建立这三个分系统呢?

  图书系统:新书买来后,先初略地浏览一下,知其大概内容,然后按分类排列放在书架上。对于这些书的内容不必全部记住,只要知道个 “门牌号码”,到要用的时候能很快地找到就行了。

  卡片系统:阅读书报时,将与自己学习或研究目标相关联的资料摘录下来,这些资料是浓缩的,也是最有价值的。

  大脑系统:平时大脑不用去记那些书上和卡片上的东西,而是要保持思考状态,经常分析组合,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发掘问题。

  图书和卡片是 “死系统”,而大脑则是“活系统”,只有将这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形成一个科学的人—资系统。

  王通讯还强调,建立人—资系统必须处理好两个关系:

  第一是 “死系统”和“活系统”的关系,应以“活”为主,“死”为辅,要把较大的精力与时间花在 “活”上,以“活”统帅、带动“死”。 “活”与“死”要相互配合,密切联系。忽视“活”的人,会导致知识贫乏、思维迟钝;忽视 “死”的人,会导致记忆负担沉重,或积累太少。

  第二是卡片与图书的关系,一般已有藏书记载的内容,不再用卡片记录 (个别内容重要者除外)。图书应该是大脑与卡片的补充。“卡片集其精,图书求其详。” “以卡片排列贯其精髓脉络,以书籍配合添其绿叶新花。”

  林帆:借光法

  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林帆,不仅是一位新闻学专家,同时也是一位造诣很深的杂文家。杂文家自有杂文家的风格。就连谈起读书做学问来也是那么幽默风趣。

  他说,春节期间孩子从乡下带来一只活鸡,吃掉鸡肉还剩下一锅汤。第二天就拿点大白菜掺在里面一锅煮,竟是一个可口的小菜,于是戏称之为 “借光”。后来将此事告诉一位当厨师的邻居,他却说这是烹调法门,叫 “底子”;还说没有一锅好“上汤”,有时烧出来的小菜会减色。

  这一锅鸡汤熬白菜给了林帆不少启发,使他联想到了读书治学。他说: “这倒是给我开了窍。不管叫 '底子’也好,叫'借光’也罢,反正这里面是有联系的。于是我就联想到读书做学问的道理,学和识是分不开的,所谓学问的根基,就是荟集了精华的 '底子’,联系实际,有所见识,触类旁通,就可以比喻为 '借光’吧。有了底子不会活用,到头来还是死学问,或者说不过是一锅上汤;而碰到问题不能联系实际加以解决,好比炖大白菜不会借现成上汤的光,仍然是一锅大白菜。有学而无识囿于一隅,有识而无学失之浅窄。”

  林帆对学和识的辩证关系讲得很透彻,既要博学,又要多识。读书是积累知识 “底子”的重要手段之一,但绝不能读死书。有了雄厚的“底子”,又善于 “借光”——富于联想,举一返三,具有见识,读书治学的效果必定会好,在学业上必然会有所创造,有所建树。

  奚椿年:取其所长法

  人民出版社副编审奚椿年同志是一位专门研究读书、学习问题的专家,他着有 《读书杂谈》、《学海探珠》等多种论及读书方法的着作,在青少年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取其所长”,是奚椿年关于读书的一个见解。他是这样说的:

  “当你走进市场,确定了要买某种商品以后,总是要作一番挑拣的,把同一商品中最好的买到手;那些孬货呢,你是不会去 '青睐’它们的。

  “读书,应像买东西一样,也要挑拣,而且不只是读什么书要挑拣,就是每一本的内容,哪些是可取的,哪些是不可取或不必取的,同样要挑拣一番,这用一句现成的话来说,叫 '取其所长’。”

  为什么要取其所长?这是因为每一本书都是既有长处,又有不足的地方的,所以读书时必须取其所长,善于吸收书的精华。

  奚椿年认为,好书的长处很多,或是思想深刻,或是论证问题正确,或是逻辑严密,或是语言生动,或是其他。这是易于发现的。一般的书,相对好书来说,长处要少一些。但是, “白玉隐于顽石里,黄金埋于污泥中”,也仍然值得注意发掘。至于坏书,如无必要,可以不读,如果读了,也不妨从中挖出一点能为我所用的 “长处”来。比如,列宁读英国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霍柏生的着作,一方面,他指出:霍柏生是“帝国主义的辩护士和小资产阶级的批判家”,很反动;然而另一方面,他又肯定这本书的长处是 “对帝国主义的基本政治特点,作了一个很好很详细的说明”,并且后来还在自己的着作里选用了霍柏生列举的材料。

  青年朋友读完一本书之后,不妨掩卷沉思一番:这本书的长处究竟是什么?我是否已将其所 “长”“取”出来了呢?

  钱梦龙:四步法

  上海特级教师钱梦龙在教学中,很注重给学生以学法指导。他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还传授学习语文的 “四步读书法”。

  所谓四步读书法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第一步,整体感知,也就是全面阅读课文。先看课后 “思考与练习”中有关指导全面阅读方面的问题,然后从总体出发,带着问题去阅读。通过全面阅读记住文章内容的梗概,用笔标出自己认为是反映文章内容梗概的句、段;将不认识的,或容易读错、写错的字、词用笔画上记号,然后借助工具书,找出它在本文中的义项,再从上下文琢磨一下作者用词的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总之,这第一步要从全局上了解课文的内容。

  第二步,重点阅读,也就是抓住重点句段阅读。在整体感知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发现重点句段,即 “中心句”、“关键段”。并用笔做好记号,再写上简单的评语,深入思考文章的中心内容。

  第三步,揣摩思路,也就是分析作者的写作路子,理清文章的层次结构。揣摩时,可以用顺问法,比如: “为什么作者先写甲×,后写乙×呢?”也可以用逆问法,比如: “为什么作者不先写乙×,后写甲×呢?”这样一揣摩,很快便摸清了作者安排材料的路子,归纳出了段意,总结出了文章的中心思想。

  第四步,认识特点,也就是发现文章的写作方法。看看这篇文章在谋篇布局、表现主题以及开头结尾等方面,采用的是什么手法?有什么独到之处?以便自己写作时学习、借鉴这些写作方法。

  华罗庚:驾驭法

  “驾驭法”是华罗庚教授的读书方法之一。

  华罗庚说,“一本书,当未读之前,你会感到,书是那么厚”,“但是,当我们对书的内容真正有了透彻的了解,抓住了全书的要点,掌握了全书的精神实质以后,就会感到书本变薄了。愈是懂得透彻,就愈有薄的感觉。”

  如何将 “厚”书读“薄”呢?华罗庚有切实可行的办法,那就是, “在对书中每一个问题都经过细嚼慢咽,真正懂得之后,就需要进一步把全书各部分内容连串起来理解,加以融会贯通,从而弄清楚什么是书中的主要问题,以及各个问题之间的关联。这样我们就能抓住统帅全书的基本线索,贯串全书的精神实质。”

  华罗庚的这个读书方法告诉我们,读书时,不能让书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而要由我们牵着书本的鼻子走,高屋建瓴地驾驭书中各部分的内容。这种读书方法就是 “驾驭法”。

  钱伟长:跨越法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

  考试之前,老师或家长总是嘱咐: “先挑容易的题做,遇到难题暂时放一放,先跳过去,等把其他的都做完了,再回过头来慢慢思考。”

  遇到难题跳过去,这种方法也适合于读书。

  着名科学家钱伟长说:在读书学习过程中, “碰到小问题,不是关键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绕过去、跨过去?比如走马路,会有很多障碍,有沟、石块什么的。有的人碰到沟、石块,他非得把沟填满,把石块搬掉才肯过去,把时间和精力泡进小问题里去了。其实,只要你跨过去,绕过去,就行。学习要学习那些关键的东西,要大踏步往前走,走远了再回头来看,原来的东西就不见了。原来那些碍手碍脚的阻碍都不成问题了。如果你被一些小问题缠住,那你就一辈子也学不成。千万不要为这些小困难停下来,那样是舍本求末。”

  钱伟长这段话至少给了我们三点启示:

  一、从思想方法方面来看,如果遇到问题就僵在那里,非得要 “把沟填满”、 “把石头搬掉”才肯前进,这是愚蠢的办法;而“跨过去”或 “绕过去”,才是灵活机动的聪明的办法。

  二、从阅读规律方面来看,如果死抠一个问题不放手,很可能越抠越糊涂;而先跨越过去,等到对整章或全书有了一个基本印象,再回过头来看,原来的难题就 “都不成问题了”。

  三、从价值观念方面来看,如果遇到一点小困难就停下来,那种舍本求末的做法是不合算、不可取的;只有采用跨越法读书,效率才会高,效益才会好。

  王亚南:相互渗透法

  南京大学校长王亚南是一位着名的经济学家,可是在他的书架上和案头上,却经常摆着许多如 《莎士比亚戏剧选集》一类的外国古典文学名着。

  王老先生为何有如此 “雅兴”?有一次,他对一位研究哲学的朋友道出了其中的奥秘:

  “借用你们搞哲学的一句行话,叫'相互渗透’。我喜欢看外国小说,正是为了搞文科的 '相互渗透’呀!”

  为什么要搞相互渗透呢?王亚南举出马克思的例子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说:

  “《资本论》是一座庞大的知识宝库,不仅有经济学理论,还包含了丰富的哲学、历史和文学的知识呢。马克思对希腊神话及后来莎士比亚等人的着作非常熟悉,他准确自如地引用其中的典故来表述自己的经济学观点,把非常枯燥的经济问题谈得别有兴味。而且通过小说所描绘的内容,可以从不同侧面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从而认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如果对追杀恶魔的西波亚斯或被人骂为水獭的瞿克莱夫人一无所知,连臭名远扬的夏洛克也不知是何许人也,要想完全啃动 《资本论》是比较困难的。”

  各门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不仅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渗透、自然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而且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也相互渗透。随着现代科学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相互渗透的现象会越来越普遍,现在出现的许多边缘科学就是有力的证明。

  如果 “闭关锁国”、“坐井观天”式地固守在自己研究学科的领地内,不与其他学科发生联系,这个学问是做不好的;只有随时了解、掌握其它学科的新信息、新动向,不断学习、借鉴其它学科的知识,才有可能在本专业研究出创造性的成果。

  苏步青:摄取灵魂法

  着名数学家、原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先生,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与青少年学生谈读书问题,他写道:

  “读书,第一遍可先读个大概;第二遍、第三遍逐步加深体会。我小时候读 《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都是这样。《聊斋》我最喜欢,不知读了多少遍。起初,有些地方不懂,又无处查,我就读下去再说;以后再读,就逐步加深了理解。读数学书也是这样,要把一部书一下子全部读懂不容易。我一般是边读、边想、边做习题;到读最末一遍,题目也全部做完。读书不必太多,要读得精。要读到你知道这本书的优点、缺点和错误了,这才算读好、读精了。一部书也不是一定要完全读通、读熟;即使全部读通了,读熟了,以后不用也会忘记的。但这样做可以训练读书的方法,精读的方法,学习,掌握一本本书的思想方法和艺术性。”

  苏先生这一段话,谈及了读书的规律、精读的方法、读通的标准等问题,这些对我们都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苏先生在这一段话里还提出了一个非常精辟的观点,那就是:读书要 “学习、掌握一本本书的思想方法和艺术性”。

  我们通常讲的要将一本书读好,吸取它的精华,是指好的语言、新的知识、正确新颖的观点等等,而苏步青先生则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要学习掌握 “书的思想方法和艺术性”,这就不只是要吸收书的某一个局部的营养,而是要摄取书的灵魂。

  一本书也和一个人一样,它的躯体的各个部份是具体的,直观的(体内部份要通过解剖),而灵魂就不那么显而易见了。要摄取它的灵魂,就要细细地琢磨、体味。

  读完一本书,不仅掌握了它的内容,而且连它的思想方法和艺术性也学到了,那么读书人的收获可真是不可估量的。

  陈念贻: 单打一法

  “单打一”,本是中国的一句俗话,意思是说做事情一次只专门做一件,不旁及其他的问题。

  有人用 “单打一”的方法读书,竟也有特殊的功效。

  着名科学家陈念贻就是这样读书的。他年轻时为了报考大学,决定突击自修英文。这个主攻目标确定之后,他就将房间里其他的书籍都封存起来,只剩下英文书一种。整天手不释卷,捧着英文书啃读,使自己完全进入英文的 “境界”中,不受其他任何书的干扰。第一天,他只记住了 8 个单词,到第二天早晨复习时发现已忘掉了 3 个。第二天仍然没有记住几个。但陈念贻毫不气馁,继续埋头攻读,坚持了一个星期之后,开始掌握了英文记忆的规律,一天就能记住20 多个单词了。一个月后每天能记50 余个,两个月后就已掌握了四、五千个单词,基本能阅读英文版的 《读者文摘》了。

  陈念贻不仅只是单打一地读英文书,而且 “单打一”中还有小“单打一”呢!在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单词后,他又用一个星期的时间,专攻英文语法和英文写作练习。接着,又专门用一段时间强行背诵了 500 句英语范文。结果,他总共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基本把英文攻下来了,并能用英文写出很漂亮的文章。

  此后,陈念贻又用这种 “单打一”的方法,攻下了德、法、日、俄四门外文,还攻克了代数关、三角关和解析几何关。真可谓:单刀直入锐不可挡,过关斩将连夺城池。

  单打一读书法,实际上是借用兵法上 “集中精力打歼灭战”的原理,适用于某种应急性质的读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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